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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
2017-05-24 12:57:57 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严海蓉 陈义媛 【 】 浏览:2471次 评论:0

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

严海蓉陈义媛

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正崛起为中国农业的新型经营主体,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当前,中国农业的资本化趋势被学者黄宗智概括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结合宏观和微观的案例,本文研究了中国农业资本积累的性质、趋势和特征,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中国农业政策的转变。本文认为,中国的农业资本化既有自上而下的驱动力,也有自下而上的驱动力;中国农业政策自农村改革初期即有去小农化的倾向。

[关键词]资本积累 农业资本主义 民粹主义 恰亚诺夫

 

一、      引言:背景与争论

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和农业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官方话语一方面宣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2013)。就农业而言,尽管国家重申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也同时在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并推动包括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学者观点和官方话语都认为中国农村经济主要特征为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学者们的争论在于小农经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推动农业规模化、资本化经营的声音在党和政府部门、学术界都存在。早在1988年,文贯中(1988)就表达了推动商品化农业生产和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徐勇等人(2002)也呼吁推动“资本下乡”,发展“资本化农业”。改革初始,中央已经鼓励农村分化和农业的“去农民化”,即支持农村专业户。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发展“一大批”专业户,1983年提到不仅有“自营专业户”,而且有“承包专业户”,同时提到农村短工、季节工的出现,1984年提“种田能手”,1984年、1986年明确“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1985年提“粮食生产专业户”和“开发性生产的专业户”,1986年提及“大户”。进入21世纪,中央“去农民化”的步伐开始加快。从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关注龙头企业,2009年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2011年提倡“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2013年提出了四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提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①同时,“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促进龙头企业集群发展”。纵观三十多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央政策主要扶持农村自下而上的资本积累,此后,也开始大力扶持自上而下的资本积累,通过鼓励资本下乡推动资本化农业。

面对这一变迁,小农经济派的学者主要强调农业家庭经营的优势和存续的必要性。②他们坚称小农经济在农业经营方面胜过企业,因为农业特殊性使小农家庭经营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贺雪峰,2013:12;陈锡文,2012);此外,小农经营也更加生态友好(温铁军等,2010)。小农经济派还强调,小农经济对中国现有的整体发展也起着稳定作用。然而,这些学者对于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能否维系小农经济存在分歧。例如,贺雪峰(2013:III)主张,通过将农业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相结合,这种混合型的小农经济不仅符合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维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关键。与之相反,作为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的激进批判者,温铁军等(2010)认为,工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会阻碍而非推动小规模生态农业的维系。

小农经济派学者通常批判资本进入农业,③但对于来自乡村的资本积累则几乎没有异议,甚至给予鼓励。仝志辉一方面对资本下乡表达了担忧,另一方面认为农业发展应依靠农户自有资本(转引自李绍飞,2013)。黄宗智和高原提出了类似的论断。他们将农业资本化定义为每单位土地上资本投入的增加,并根据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提出中国农业正在经历资本化过程,其突出特征在于,农民的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业投入(如农药、化肥、农用机械等)的主要来源。他们认为,这种“ 血汗资本”与传统资本存在差异(Huang & Gao,2013:56)。

黄宗智提出的观点采用了民粹主义对于资本的认识。在此视野下,如果说城市工商资本是“资本主义资本”,农户资本则被视作草根性的内生资本(尽管农村家庭收到的汇款是从城市汇来的)或是农民的资本。这种观点与反全球化运动中生发出来、亲本地商业(local business)的价值倾向有相似之处。在对农业资本化的解析上,这种民粹主义的资本观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所有用于农业生产的支出都看作“资本”,把凡是用于物质和服务费用(包括肥料、种子、农机等)的资金都看成“经营资本”(Huang & Gao,2013:51)。这就无视从事简单再生产和从事扩大再生产的区别,导致对农村生产者之间分化的忽略,因而不断增长的农资投入也单一地被解释为农业的资本化。实际上,伴随着农资的商品化,上涨的生产成本使得很多农户难以维持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克罗尔和黄平(Croll & Huang,1997:145)认为,90年代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是导致城乡流动的主要推动力,正是农民的打工收入补足了这部分上涨。这部分农户增加农资投入是农业商品化挤压下的无奈之举,而不是对资本化的选择。因为黄宗智和高原(Huang & Gao,2013)没有区分农业投入的增加背后有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不同,所以在他们的分析中,我们看不见农业商品化和资本化的不同,也看不见农户之间的阶级分化。而正是因为两位学者把所有农户都看成同质性的整体,都拥有经营资本,都参与了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他们进一步得出结论:农户是比国家或企业资本更为重要的农业资本化驱动力。

黄宗智等进一步用民粹主义观点论述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Huang,Gao & Peng,2012)。他们引入了列宁和恰亚诺夫在俄国农业变迁问题上的辩论,认为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带来无产化的这一判断相悖,中国的农业资本化发生的同时,无产化的程度——用雇佣劳动的天数除以所调查农户的总农业劳动时间投入——并不高。他们的计算结果是中国的农业雇工比率约为3%—5%。他们对中国农业前景的表述是:“中国农业仍将以农民家庭经营而不是资本主义经营为主。它的理想前景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集体化农业,而是一条通过市场化的农民合作组织来实现的发展道路,一如恰亚诺夫原来所设想的那样。”(Huang,Gao & Peng,2012:140)他们的论点可更明确地表述为中国农业资本化的性质是“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化”。

事实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俄国农业转型有着不同的看法,并非如黄宗智等人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一种刻板论调。马克思在1877年明确表示了对自由派经济学家线性史观的反对,提出那时的俄国“可以不用经历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苦难,而能够享有这一体制的一切成果,同时发展自己的历史性的天赋”,但同时警告:“如果俄国继续1861年之前的道路行进,她将只会错过历史赐予这个民族的机遇,而不得不沉浮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变迁兴衰中。”④相反,恩格斯则在1857年和1892年分别预言俄国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向春阶,1999:67-68)。至于资本主义农业是否必然大规模雇工,考茨基并不认为这是个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关于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列宁也并没有假设一个普适的、单一的道路,而是率先提出了农业转型的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的论述。他还提醒,“资本主义发展中各个要素的无穷多种组合都是可能的”(转引自Bernstein,20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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