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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拥华:空间、权力与寻找政治——以鲍曼为中心的考察(一)
2015-03-14 10:24:10 来源:《人文杂志》(西安)2014年7期 作者:刘拥华 【 】 浏览:11384次 评论:0

 一、作为“大问题”的空间概念

  20世纪以前,空间概念一直处于沉寂状态,我们信奉的是历史的思维方式。①这一事实在20世纪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以吉登斯、福柯以及鲍曼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家对空间概念作出了深刻的阐释。在吉登斯和鲍曼那里,“空间”无疑是不可替代的理论和现实“大问题”,它直接关涉到“现代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评论》一书中,吉登斯写道,“一切社会互动都是由各种社会实践组成的,存在于时间-空间,并由人的力量以一种熟练和有见识的方式来组织。”②因而,吉登斯呼吁将时间性与空间性注入社会理论的核心,将结构化理论结合并包括于时间-空间的各种关系之中。在鲍曼的社会理论中,他亦试图将空间概念纳入到社会理论当中,基于空间来分析社会转型、权力运作和现代社会治理。换言之,在鲍曼看来,空间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较之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诸问题已变得在政治上更具决定性。“在现代强权习性的推进下,社会格局现代化的目标就在于建立和保持这种控制。因此,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就是以重组空间的名义打一场旷日持久之战。这场重大战役的赌注就是赢得控制地图绘制室的主动权。”③

  这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基于对空间的精确控制。资本主义的扩展首先需要破除的便是农业和手工业者的“共同体”空间,这个空间静止而缺乏生气,但它牢牢地将人控制在道德集体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要劳动力,因此,它需要拆解掉旧有的共同体,使劳动者从共同体的庇护中走出来,走向劳动力市场,成为劳动力。与此同时,精英阶级需要建构新的“共同体”来对抗各种不确定性的危险、对抗流浪者所构成的潜在侵犯、对抗他者的敌视,他们要建构“我们感觉”。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在理性的指导下,通过社会工程完成对空间的绝对控制,尤其涉及对人无情的“监视”,“全景监狱”以及数据库超级系统得到极度发展。

  在空间中随意流动的可能性,是衡量现代权力的标志,它决定了人们权力的性质和数量,也决定了社会的类型和发达程度。对于鲍曼来说,无法轻易地离开特定空间的人们,是缺乏权力的群体,而能够轻易地摆脱空间限制的人们,则是现代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可以轻易地从一个空间到达另外一个空间,并从这种空间转移中获得无穷的利润,而不负有对特定空间的责任。“精英分子的‘全球性’指的就是流动性,而流动性意味着逃避和躲避。冲突一旦发生,地方制度卫士总会有高高兴兴故意扭头不看的地方。”④这构成全新的“全球流动性等级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支配者有足够的余地和自由,而被支配者的自由则被严格地限定。因此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是空间相对静止和僵化的社会,现代社会则是空间得到精确的测定、控制空间的方式得到进化、空间被压缩的社会形态。正是在此种现代情形下,地区性空间丧失了其意义生产能力,它们的意义是由精英人物以及发达资本主义来予以定义的,这无疑是现时代最强大的权力政治,它傲慢、强势、难以逆转。所以鲍曼说,现代性是“流动的现代性”。

  在他对流动的现代性的分析中,涉及了对具体的公共空间的分析,比如法国巴黎的保卫广场、大型的消费场所、乌有之乡以及虚幻的空间。但这些公共空间并不具备解放的意涵,更多的只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图像。因此,现时代是一个公共空间被异化的时代,我们看似有诸多“公共空间”。但在这里,多的是匆匆过客,是消费者的欲望满溢,并没有政治性辩驳,亦无公共性参与,更遑论革命性改变。正如鲍曼所言,真正的城市公共空间在缓慢却无情地缩减,城市居民以势不可挡的趋势撤离了惨淡的广场,公共空间陷入空前的荒芜。⑤我们见到的大型空间,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它以商业性元素装点起来,是一个消费者空间,而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政治者空间,因此,它不具备“公共性质”。行动者本质上是消费者群体,他们的行动为了获得即刻的满足,并无长远的规划和公共性精神。正因为无法真正参与、无法真正型塑政治行动者,我们无从看到希望。但鲍曼依然对政治充满期待,他希望在消费者时代“寻找政治”。

  在《寻找政治》中,鲍曼力图在消费主义时代寻求现代人的自由和自主。依循哈贝马斯的路线,依然要回到公共领域中来,重构公共性和公共空间成为鲍曼所谓的寻找政治的主线索。“将私人困境重新锻造成为公共问题的技艺正有被荒废、被遗忘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私人困境往往被这样来认识:难以使这些私人困境的‘混杂物’,意即它们的‘积聚之物’,转变为一种政治力量。力图使这种转换再度成为可能,是本书讨论的目的。”⑥基于现代性的难题,他认为,“倘若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纽带不复存在,或者,永远无法再建这一纽带,换言之,倘若没有简便易行的方式,将私人忧虑转换为公共问题,以及反过来,从私人麻烦中洞悉并指示其公共问题的性质,那么,个人自由与集体无能就将同步增长。”⑦在公共空间中,私人问题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相遇,它们不是沉浸于自我陶醉式的快乐,它们的相遇寻找的是集体操控的手段,其力量足以将私人提升出他们所遭受的私人性的不幸,这样才能重建“公共之善”、“正义社会”以及“共同价值”。⑧也因此,政治活动的目标不是什么“完美社会”,而是尽可能自由与正义的社会。

  在一个日益个体化的社会,最关键的危机不是空间区隔所造成的权力失衡,而是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旁观者。在鲍曼看来,面对人类的种种苦难,我们可能会做出同情的表示,但这不是集体承诺,而是一种临时的和区域性的安慰。这于事无补,我们依然是旁观者,全球依然处于伦理真空状态。唯有集体行动、集体的承诺和对话,才能消除冷漠和沉默,根治全球伦理真空所造成的恐惧和危机。正如鲍曼所言,“争取把自身转变成行动者的旁观者有能力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他们有能力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⑨

  鲍曼的空间理论,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存在着亲缘关系。他哀叹于人类命运的可悲前景,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将希望寄托在行动者的集体承诺之上,他排除了激进革命的可能性,而寻求在生活政治而非解放政治中实现人类的解放。他对现代性的深刻洞见,对于我们理解身处的社会和命运,不无助益。

  二、空间与权力

  如何理解权力,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鲍曼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交通工具的滞后,所谓“很远”和“很久”是两个内涵同一的概念。在那时,距离是用身体和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来衡量的,并没有统一的度量工具存在。⑩也就可以说,“人体自远古以来就是‘万物的度量衡’”。(11)在这样的社会中,空间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伸延,而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中,基于有机的社会联系,形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国家和政治力量,对这些空间范围也只能望而止步,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不清晰性。甚至于这些地方性社会,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和形象,使得对它的任何侵犯都可能是无功而返、得不偿失的。

  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空间是静止的、固态的,并且与时间不可分地关联在一起,时间与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一的。就权力形态而言,鲍曼认为,由于空间与时间测量的“人格化”,与人类丰富的实践活动一样是形形色色的繁复,所以地方性权力与权威总是有机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不受或者少受外界强制力量的影响。这一论述,与吉登斯对于部落社会的阐述极其相似。(12)鲍曼认为,“只要度量衡依然保持人格化,而且以五花八门、相互毫不协调的地方性实物作为基准点,那么,它们就可以作为盾牌为人类社团服务:人类社团可以躲在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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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权力;社会治理;鲍曼 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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