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投稿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TOP

协同治理:中国空心村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2017-06-12 22:02:14 来源:《中国土地科学》2016年1月 作者:刘建生   陈鑫 【 】 浏览:0次 评论:0

摘要:研究目的:通过典型案例研究,探索“空心村”治理的理论基础及理论模型,为“空心村”的有效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案例参考。 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法和实地调查法。研究结果:(1)协同治理是“空心村”治理的有效路径;(2)空心村治理既是空间结构的优化又是公共事务的治理,其理论基础由自然科学的协同论和社会科学的治理理论构成;(3)空心村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包括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等。研究结论:“空心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能有效诠释并指导空心村整治实践,也为土地资源和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积极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土地整治;协同治理;空心村;案例分析;广丘村

农村空心化是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非农化带来的负面效果[1] 201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农村空心化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影响人居环境建设,影响农民福利及农村稳定,更影响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大局,空心村问题不容忽视[2] 。“空心村”问题是农村改革发展、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 ,积极推进“空心村”治理势在必行 [3] 。然而,空心村的形成是制度、经济、观念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加上治理涉及农户的切身利益,过程错综复杂,实施困难重重,长期以来,空心村治理进展缓慢。

实践中,国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和迁村并点的实施,大力推进了空心村的整治进程[24-5] ,但是,部分治理主体的缺失和治理结构的不合理等原因,导致农户参与程度不高及利益受损等问题,导致了各种上诉、抗争等不稳定因素和恶性事件的发生。空心村治理是公共事务,根据笔者长期多地的调查,在土地整治和空心村治理实务中,借鉴“综合治理”或者“协同治理”的思维,采用协同治理的地方实践,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治理绩效[3-4] 。究其原因,是保证了多中心共同参与,兼顾了多方的共同利益。

理论上,作为自然科学的协同论和作为社会科学的治理理论,是协同治理理论这一门新兴交叉理论的两个理论基础[6-8] 。目前,协同治理理论在西方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研究领域,成为一种重要而有益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工具[9-18] 。空心村治理既是空间结构的优化,又是公共事务的治理,是协同论和治理理论共同作用的范围,也就是说,协同治理可能是中国空心村治理的一种理想的理论模型。

因此,本文以江西省安福县广丘村为例,分析空心村治理实践的有效路径,将“协同治理理论”拓展运用到空心村治理,探索“空心村协同治理理论模型”,为农村空心村的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案例参考,以期形成空心村的协同治理局面,提高空心村治理的绩效。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江西省安福县为研究区域,调查县域层面空心村协同治理情况,并重点深入探究案例村——广丘村空心村的协同治理过程,综合运用行为事件追踪法、问卷调查法、半结构化访谈以及深度访谈,具体分为以下步骤:(1)了解基本情况,拟定研究方案:自201411月起先后走访安福县政府、国土资源局对安福县“空心村”现状进行了初步的了解,制定了研究方案;(2)实地调研4个典型村:20154月重点调查了金田乡“空心化”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村落,分别为广丘村、柘溪村和园背村,从“点”上考察认识农村“空心化”情况、整治方式方法及其运行体系,并与安福县国土资源局的主管科室及分管领导等进行了深入交流;(3)深度访谈主管部门负责人:201556月期间先后4次深度访谈安福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和总规划师,就空心村的整治模式、治理主体、综合措施等进行深度访谈,并筛选出安福县16个乡镇的试点村为具体辅助研究区域;(4)全县典型空心村治理调查:20157月,研究小组共26人分4组对安福县16个试点村进行实地调研,从“面”上考察空心村治理模式,调研与访谈对象主要是镇分管领导、国土所所长、被调查村驻村干部、村委干部及村民代表;(5)聚焦广丘村:通过“点面”结合,对比研究,以金田乡广丘村“空心村”治理为典型案例,重点对村委主任、理事会会长、村民小组组长、12位村民代表进行深度访谈,就空心村治理的主体、策略、对象和过程等核心问题进行深入

调查研究,形成了本文所需的主要实证材料。

2 案例分析:协同治理的安福县广丘村

    安福县位于江西省中部偏西,吉安市的西北部,与吉安、永新、莲花等县相邻。全县总面积279315 hm 2 ,人口38.2万人,安福县县辖7个镇、12个乡,其中非农业人口8.2万人。山地面积201700 hm 2 ,占总面积的72.2%,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13.65%,人均耕地面积0.10 hm 2 。近年来,由于各方面原因,安福县农村产生了许多“空心村”,不仅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和环境卫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量闲置浪费,也使耕地资源日趋紧张,安福县政府决定在全县开展“空心村”整治工作,以破解村庄“外扩内空”、格局恶化、农民不断侵占耕地建房等问题。

    广丘村位于安福县金田乡西北部,距乡政府4 km,是金田乡的一个较大的村,也是全县典型的空心村。全村有4个村民小组,250余户,户籍人口1000人左右,其中常住人口600多人。该村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尤为突出,全村有耕地面积58.5 hm 2 ,人均耕地不足0.067 hm 2 。根据实地调查,广丘村呈现三个基本特点:(1)空心化程度严重,长期没有治理。全村空闲房屋、村内空心化面积占全村的1/3以上,环境“脏、乱、差”。(2)基础设施匮乏,村庄结构差,村庄的服务功能弱,交通十分不便。(3)外围建房、占耕地建房严重。一方面群众建房意愿强,另一方面,村内宅基地空心化,建房居住不经济,因此,农户有选择在外围耕地建房的偏好。为了保护耕地资源又满足农民建房和改造居住条件的需要,广丘村从2015312月,各部门齐抓共管,多主体齐心合力,形成共同治理、协同治理的良好局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主要表现在:(1)理事会、村委会、基础政府及各部门的共同治理主体已经形成,各主体分工合作,形成了治理的合力。不到3个月时间广丘村拆除杂房0.25 hm 2 ,涉及农户100余户,村中空心房15栋,面积近0.3 hm 2 ,涉及农户70余户,茅厕50余间,没有暴力拆除,没有上访事件。(2)在治理的政策和资金上,发挥了规模效益和协同效益,使广丘村的基础设施得以夯实,村庄结构得以优化,村中腾出的空地可满足30户农户建房需要,有效治理了村庄、人口和产业的空心化。(3)整个治理过程采取新村规划、旧房拆除、基础设施配套和新房建设同步协同进行,让农户看得到变化和希望,又分期、分批有序建房,打消了群众的思想顾虑,空心村治理比较成功。

2.1 治理主体:多中心协同的空心村治理

   广丘村在“空心村”治理中,充分调动了各个参与要素的积极性,县乡政府、国土部门、村两委、理事会等主体协同发挥作用。由于村庄比较大,经过家族推荐、村小组推荐、村民大会推举代表产生广丘村空心村治理理事会(11人),代表全体村民民意开展“空心村”治理工作。理事会成员带头主动拆除改造范围内的自家房屋,并动员亲友支持拆迁整治工作。由于理事会成员都由推荐选举产生,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运行规则,既代表了群众的意愿,又熟知房屋的具体情况,且与家族内成员关系密切,加上他们为人公道,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得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其作用尤其突出,与此同时,县乡政府、村委会、村民代表各种分工合作,发挥作用。通过空心村治理各主体协同作用、分工配合,促进了空心村整治工作的顺利进行(图1),多中心协同治理的主体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发挥良好效能。更具创新意义的是,广丘村成立了同乡会——本村在外活动的杰出人士组成,一方面,发挥个人成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为空心村治理筹措资金,减小村镇筹集资金的难度和压力;另一方面,帮助理事会疏通亲朋好友的思想障碍,将自己对新农村的所见所闻、亲身所感传递回来,村民充满了对新生活、新环境美好的愿景,提高了配合理事会做好“空心村”整治的积极性。

2.2 治理策略:政策、项目及资金的协同使用

    广丘村多中心协同的空心村治理主体为治理策略的协同使用提供了基础,依托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对话平台,将治理涉及的政策、项目、资金囊括进来,发挥资金、项目和政策的规模效益和典型示范作用。该县按照“资金来源不变、使用用途不变、整合集中投放”的原则,对广丘村“空心村”整治予以支持 :县国土资源局在农民建设指标上优先予以保障;县发改委从“以工代赈”项目中予以支持8万元;县农工部按每50户补贴30万元,连续补贴2年,进行新农村建设,广丘村200多户两年可获新农村建设资金补贴240万元;县财政局从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项目中按每个村点不少于8万元的标准予以扶持,对通村组公路建设经竣工验收达标后由县财政按2万元/km对村组予以奖励,对完成空心村整治并通过验收后奖励2万元给所在的村组;县交通运输局在通组公路项目中优先予以安排支持;县住建局在农村危旧房项目中予以支持;新村办在新村建设布点上安排了“中心村”建设项目,负担村庄的规划费用。由于各部门齐心合作,使政策、项目及资金得到了协同使用,发挥了叠加效益。

2.3 治理对象:村庄空间、基础设施、人口及产业的空心化

   广丘村村庄空心化严重,众多危房存在安全隐患,村内空心化的地方经历了2次火灾,交通极其不便,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匮乏,农民偏好在村外围和马路旁占优质耕地建房。同时,土地零碎化严重,耕地和山地传统经营,经营成本高,资源浪费严重,农户实际收入低。广丘村以“农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力求将房屋、人口和产业进行统筹安排,建成空间科学合理,功能健全完备,基础设施配套的“中心村”。空心村整治的核心是进行空间结构的优化,使村庄的功能得到改善,土地资源利用更加合理。广丘村聘请高校和县住建局的专业规划人员,对村庄的功能进行了总体的布局和规划,拆除村庄中的闲置危旧房屋,建立村庄的横轴和纵轴,使交通工具和农机具“进得来、出得去”;广丘村结合村庄结构和农民活动的特点,在村中公共池塘旁边预留广场等公共空间、新建村民活动场所和健身设施。治理主体也注意相关产业的培植,结合农民的耕种习惯和当地产业的特点,广丘村选择烟叶和优质水稻作为其优势产业进行培育,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青壮年人才回乡创业,增加了非农收入,并且促进林地、山地、池塘等资源有效利用起来,推动农村的“就地城镇化”。村庄空间的优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备以及产业的扶持等协同作用于广丘村的空心村治理。

2.4 治理过程:旧房拆迁、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村规划协同推进

   广丘村积极破解村庄空心化的难题,将村庄规划布局、整治的进度和农户的建房需求统筹考虑,旧房拆除工作按先易后难的方式推进,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稳步协同推进(图1)。(1)结合环境整治、社区建设、宅基地复垦以及生活污水排放等基础设施建设,该村制定了《广丘村“空心村”整治近期及远景规划图》,结合规划,通过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制定了《“空心村”整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统一拆旧、统一管理、统一整合;(2)对整个村庄进行测量,对各种建筑物进行摸底登记、拍照、建立台账,为旧房拆迁做好准备;(3)调查农户的建新房的需求(包括外出务工人员的还乡建房计划),掌握各种需求的程度和时间;4)整村规划设计完成后,将必须拆除的房屋首先进行拆除,及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农民建房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分期、分批实施,使农户旧房拆迁、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村规划协同推进。先行解决迫切建房需求的农户,配套基础设施统一建房,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打消了群众的疑虑,增强了空心村治理的信心,为下一步的危房拆除等空心村治理事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广丘村空心村整治提供了一种“协同治理”的成功案例,为空心村治理的一种有效路径,改变了村庄结构差、服务功能弱的面貌,综合利用治理主体、治理策略、治理对象和治理过程进行协同治理,在各种因素内部以及4个因素之间综合发挥作用,增强了村庄治理的可操作性,使广丘村空心村治理近期切实可行,远期留有余地,促进了广丘村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协同治理理论在空心村的治理实践中也得到了有效的印证,如中央电视台曝光的3起旧村拆迁案件集中反映了一个共同问题:村庄拆迁和空心村治理中,政府主导,治理主体单一,农民主体缺少和农户利益受损。笔者在安福县其他典型空心村治理调查中也发现,采取单一的治理主体或者策略的,治理效果普遍欠佳。而根据在江西省赣县等地的实地调查[3] ,空心村等公共事务治理效果比较好的地方基本都采取了“协同治理”的理念[13,16-18] 。因此,基于案例的分析、实地的调查和理论的分析,很有必要将“协同治理理论”拓展运用到空心村的治理,进行理论思考,探索“空心村”的协同治理理论模型。

3 协同治理:空心村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协同治理建立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相互分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开放性的公共论坛,依托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对话平台,将公共治理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囊括进来,彼此在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上增进共识,形成集体决策,组织集体行动,协调各方采取一致行动[9] 。协同治理理论是一门新兴的交叉理论,它的两个理论基础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协同论和作为社会科学的治理理论[8]

    空心村治理一方面是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对村庄空间、基础设施、人口及产业等各子系统进行有序协调,需要自然科学的协同论作为指导,更为重要的是空心村治理是村庄的公共事务的治理,是公共政策和共同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应该借助社会科学的治理理论,共同构成空心村的协同治理理论。空心村的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应该包括空心村协同治理的多元化主体、协同治理的宏观结构、协同治理的微观结构和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面对村庄公共问题或公共治理事务,政府组织、公民组织、NGO和个人等治理主体通过对话、协商、谈判、妥协等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达成共同的治理目标,并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互惠和相互合作的机制与组织结构[10] ,建立共同解决空心村问题的宏观的、微观的以及两者互为结合、互为影响的协同治理体系,形成外部资源争取和内部精英治理,以项目运行协调推进的运行机制,通过各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与协作,提高空心村的治理效能, 最终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3.1 协同治理的多元化主体

   空心村的治理主体包括了村民理事会等NGO、村两委、政府和村民,参与部门涉及政府的相关部门,如国土部门、农工部门、新村办、老建办、财政部门和发改部门等。过去的由政府主导主推的“单中心”的村庄治理模式已不适应空心村现状下复杂深入的形势,广丘村在空心村的治理过程中,理事会、村民代表和县镇政府和村委会4大主体各自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理事会作为主要实施主体,其作用尤其突出,一方面采取自治的方式解决村庄治理事务,协调农户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使外在推力转化为群众的内在要求,改变村民的生产生活现状,使空心村治理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说,协同治理的前提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这些治理主体不仅指的是政府组织,而且民间组织、企业、家庭以及公民个人在内的社会组织和行为主体都可以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来。由于多元化主体具有不同的知识和资源,不同价值判断和利益需求。

  空心村的协同治理需要多种权威,打破了以政府为核心的权威,实现治理权威的多元化,其他治理主体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和体现其权威性。当今形势,由于基层治理的自主性、政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相关制度的多样性等诸多原因,政府能力受到了诸多的限制,自治组织是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重要行为主体,如广丘村中农民理事会借助族权、家庭等因素对小部分“顽固”村民的强制执行是政府权威所不及的。

3.2 协同治理的宏观结构

  空心村协同治理强调外部环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诸因素的规定范围和影响作用,将体系中的多中心治理主体力量视作内核, 将协同看作灵魂,结构安排中的层次性和主体角色的协同行动成为最重要特征,协同治理的宏观结构主要包括治理理念的协同、政府组织内部的协同、制度及约定以及方法与技术4个因素。

   空心村协同治理倡导治理理念层面上的协同,对于结构层次中的多中心治理主体以及政府组织内部力量将会具有行动上的指导力,协同的理念传播和实际的操作都将会提高空心村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同时,村庄的整体要发挥协同效益和综合功能,需要将村庄内的空间、基础设施、人口和产业等各子系统进行有序协调,需要空心村优化及治理的技术方法,使其各子系统发挥协同效益。协同治理是一种集体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协同治理过程也就是各种行为体都认可的行动规则的制定过程[13] 。在协同治理过程中,信任与合作是良好治理的基础,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及共同约定决定着治理成果的好坏,也影响着“空心村”多中心平衡治理结构的形成。安福县空心村协同治理的实践(图1)安福县政府相关部门的分工合作,县、乡政府、村委会和理事会等治理中心的协同治理理念的形成,以及空心村整治的工作方案,致广丘村全体村民的倡议书,广丘村理事会运行办法等,既是治理理念的协同,又是空心村整治相关制度的约定,而基于广丘村的调查测量基础上的规划、基础设施完备等是宏观结构中的方法与技术。

3.3 协同治理的微观结构

   空心村的协同治理在微观机构上着力于寻求组织结构内部各环节和步骤之间的协同运作。在解构空心村协同治理的微观结构时,更加重视治理对象、治理空间和治理政策等因素,强化空心村整治的过程,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保证多中心协同发挥作用。治理政策及资金包括 “空心村”治理中的农民建房用地指标、新农村建设、扶贫配套资金、 “一事一议”通村组公路及“以工代赈”等有关扶持农村建设的政策。主要解决治理对象——村庄空心化、人口空心化、产业空心化及基础设施空心化的问题,而治理过程主要是指多中心协商的过程以及旧房拆迁、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村规划等协同推进的过程。

3.4 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多中心的空心村治理主体在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发挥作用,有着独特的运行机制。治理主体根据村庄的现状和村民的诉求,通过协同治理、制定可行性强的规划方案。空心村的治理主体采取内部精英治理、外部资源争取的方式,以项目运行的方式协同推进空心村治理。

  村民以推荐和村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方式,遴选他们的精英组成“空心村”的治理主体,了解村庄治理的相关政策,对外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和部门的资金、政策,针对性地对拆旧户主进行补偿,集中处理生活垃圾,拓宽硬化道路,铺设排水管道,修建文化广场,扶持村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吸引青年人回乡创业。同时,不管是单个项目或是项目叠加,空心村整治的方式、资金的收支、项目的验收等一般是采取“项目运行”的模式,协同推进“空心村”整治的过程。

4 结论

  1)广丘村的空心村治理实践了“理事会运作—村委会协调—地方政府推动—中央政府引导”的多中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改变村庄结构差、服务功能弱的弊端。村民理事会是桥梁与基础,基本能够代表群众意愿,在空心村治理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政府的功能同样不可缺失,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强调的是各个组织之间的协同,政府作为嵌入社会的重要行为体,它在集体行动的规则、目标的制定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中心的协同离不开政府组织。空心村的治理主体、治理策略、治理对象和治理过程4个因素之间综合发挥作用,增强了协同治理的可行性,提高了村庄的生产、生活功能,促进了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2)空心村治理一方面是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对村庄空间、基础设施、人口及产业等各子系统进行协调有序,需要自然科学的协同论作为指导,有效优化村庄功能。同时,空心村治理是村庄的公共事务的治理,是公共政策和共同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应该借助社会科学的治理理论,使政府和社会共同建构一套科学的协同治理体系,不断推进民主治理,保障农民权利,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自然科学的协同论和社会科学的治理理论共同成为空心村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3)空心村的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包括空心村协同治理的多中心主体、协同治理的宏观结构、协同治理的微观结构和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治理主体在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发挥作用,根据村庄的现状和村民的诉求,通过协同治理制定良好的规划方案和治理政策。从实践案例和空心村协同治理的理论分析来看,协同治理强调社会事务处理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与协同,并在协同过程中消除现实中存在的隔阂和冲突,以低成本实现村庄的治理和社会各方共同的长远利益,从而对公共利益的实现产生协同增效的功能,充分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治理功效。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空心村治理等过程,将会促进农民理事会等NGO组织的形成,也会促进中国农村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

  (4) “空心村”协同治理的实践和理论模型对其他“空心村”治理和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制定合理的规划方案、配套政策和资金、发动群众积极性,需要多元化主体协商、积极沟通来解决。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公开、公正地实施,共同决策和治理,是空心村治理和农村问题解决的基础。同时,空心村协同治理的理论模型,需要在更大范围继续验证。

参考文献:

1]  刘彦随,刘玉. 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029 1):35 - 42.

2]  龙花楼.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201368 8):1019 - 1028.

3]  刘建生,党昱譞,曹佳慧,等.农户利益导向的居民点重构模式研究——以江西省赣县大都村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201529 7):73 - 80.

4]  李梅华.乡镇政府在“空心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J. 农村经济,2009, (9):124 - 126.

5]  夏方舟,严金明,刘建生. 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路径模式的研究[J. 农业工程学报,201430 3):215 - 222.

6]  李汉卿.协同治理理论探析[J. 理论月刊,2014, (1):138 - 142.

7]  刘伟忠.我国协同治理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向[J. 城市问题,2012, (5):81 - 85.

8]  杨志军.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项内容的考察[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 (3):42 - 49.

9]  张康之.社会治理的历史叙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0] 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1):20 - 32.

11] 杨宏山.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J.新视野,2015, (3):28 - 35.

12Tan Rong, Zhou Tianxiao. Decentralization in a centralized system: Project-based governance for land-relate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China J. Land Use Policy, 2015, 47 4):262 - 272.

13Tan R., Beckmann V., Qu F., et al. Governing Farmland Conversion for Urba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J. Urban Studies, 2012, 49 10: 2265 - 2283.

14Kirk Emerson, Tina Nabatchi, Stephen Balogh.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1, 22 1):1 - 29.

15Oliver Eaton Williamson. Public and private bureaucracies: A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9, 15 1: 306 - 342.

16]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7] 徐勇. 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J. 学术月刊,2009, (5):5 - 14.

18] 谭荣,曲福田.土地非农化的治理效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刘建生(1975-),男,江西吉安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空心村治理、土地规划与政策研究。E-mail: liujiansheng99@163.com

0
责任编辑:liqun
打印繁体】【投稿】【收藏】 【推荐】【举报】【评论】 【关闭】 【返回顶部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仝志辉:村委会选举的村庄治理本..

评论

帐  号: 密码: (新用户注册)
验 证 码:
表  情:
内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