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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 李鹏:两岸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2016-10-24 08:25:29 来源:《北华大学学报》2010年10月 作者:张泽 李鹏 【 】 浏览:0次 评论:0

:随着台湾政治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 两岸关系发展也呈现良好势头。但无论是两会协商机制还是国共党际交流, 所取得的成就大多是经济方面, 两岸仍然处于分立状态, 政治议题进展不大。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出发, 比较两岸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及加强基层社会的沟通和交流, 必将有利于两岸社会资本的培育, 有利于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的形成, 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

关键词:两岸关系;政治系统;基层社会;村民自治;社会资本

  自从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后, 台湾政治局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两岸关系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两会协商谈判得以恢复, 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大三通”最终实现。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就要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 两岸同胞要扩大交流, 两岸各界及其代表性人士要扩大交流, 加强善意沟通, 增进相互了解。但是, 我们看到, 虽然两岸关系有所好转, 政治对立开始缓解, 但是两岸仍然处于分立状态, 台湾问题中的政治和主权的核心议题依然无解。与此同时,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两岸基层社会的发展在当前都遇到了一定危机和挑战;那么,在两岸政治议题暂时无法取得突破的状况下, 两岸基层社会的交流与互动能否为两岸和平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正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政治系统中的基层社会

1.基本概念

“社会”是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对其进行的研究, 一般都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进行。在中国古代, 社会二字被分开解释:“社”指的是土地神, “社会”本指为祭祀活动而举行的集会。[ 1] 而在西方,对社会的分析和研究古已有之, 在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就把“社会”看作是由于社会分工形成的功能等级结构, 孔德、斯宾塞等人的“社会有机体说”根据生物进化的理论诠释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国学者涂尔干则把社会定义为集体表象。社会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一种实在, 它的主要事实可以在制度的强制中被发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必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并由此形成了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 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 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 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2] 143在人类社会的形成中, 人的生产实践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不仅因为人的生产实践活动造成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 而且这种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本身也是以人的自身为目的的, 通过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 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同时, 社会本身也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上升为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则使社会有机体不断得以再生和更新,在这三种生产过程中形成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伦理关系等等, 而正是由于这三种关系使社会成为“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 2] 143这三种生产关系使社会成为一个自我组织的、有着内在规律的独立领域, 并且为政治提供了现实的支撑, 这也使政治离不开社会, 同时又不能无条件、无限度地干涉社会的活动。

2.国家———社会的研究范式

对基层社会的政治社会学研究, 基本上围绕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假设来进行:对基层社会并没有特别严格的定义。马克思主义认为, 国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般国家形成最典型、最自然的方式, 是像雅典氏族社会那样,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国家管理权力的出现, 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形式下, 以免这种矛盾和冲突使得社会解体, 并在维持社会统一的基础上, 保证公共利益。恩格斯将这种力量称之为是“第三种力量”, 它脱离了社会而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 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 3]

相当多的宏观政治分析理论有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倾向, 而二战之后社会中心理论逐渐在兴起。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主张, 最能解释社会中政治活动的方法是从国家开始着手, 然后向外扩展到社会。比如, 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都假定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 是最为核心的行动者, 政治社会学也是如此。相当多的学者把国家中心理论的起源追溯至托克维尔,他从法国国家性质的转变来探讨大革命的起源。而从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国家理论主要在德国盛行, 因为只有国家才有力量对社会加以改造, 德国作为后发国家, 客观上需要“强国家”来带动社会的发展。随着德国战败, 国家理论也随之销声匿迹, 随着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起飞, 学者们发现, 国家因素在其中有着重要作用。在国家和社会的研究中, 国家理论又走向前台。[ 4]

各种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假定, 国家被看作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国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可能仅仅是保证社会竞争公开公平地进行。如在《公民文化》一书中,其基本观点认为, 民主政治的成败与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基础息息相关, 只有独特的公民文化才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帕特南在研究意大利政治的基础上, 强调了强势“公民社会”对于解释成功民主国家的重要性。公民生活是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 所谓“社会资本”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5]而以政治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来看,可以将“国家”高度抽象为一个具有输入、输出的政治系统, 而这个系统所运作的环境提供系统所需要的“能量”。在政治上, 这个能量就是“需求和供给”。这些要素包含了群体和个人对于政治变迁的要求, 来自一般大众的政治支持、以及其他必要资源。而系统的输出即是政策, 并伴随着回应政策的反馈循环, 引发了另一轮来自公众的政治要求, 系统再次回应。[ 5]    

那么, 究竟是社会决定政治系统, 抑或是政治系统对于社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不同的理论对其有不同的假设, 不同的解读。本文拟就两岸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作一比较, 由于学力和篇幅所限, 并且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基层治理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所以将探讨仅限于农村基层治理的范围。

政治变迁中的两岸基层社会

1.20世纪的中国基层社会变迁

清末民初的基层社会非常具有典型性, 国家权力只限于对其上层士绅进行控制, 而基层社会则是依靠士绅来行使控制与管理的职责, 在传统的秩序下, 基层社会往往实际上为宗族所控制。清代对地方的控制到县为止, 国家政权基本上未深入到基层社会。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把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合作关系:国家通过里甲、坊厢制度以及保甲制度等半官方、半自治的制度来使国家的统治延伸到基层社会之中。[ 6]

费孝通认为, 这是一种“双轨政治”, 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 另一方面则是乡村内发的“族权”

和“绅权”, 两者相互平行、相互作用而不相交。因此,传统中国社会的乡镇制度是“王政止于县”, 即“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 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减弱, 乃至消失。[ 7]传统中国社会的乡镇制度中, 国家政权并未真正深入乡村社会, 乡镇真正的管辖权掌握在族长、士绅等地方权威手中, 地方权威通过管理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维护乡村社会公共利益及兴建乡村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等方式, 成功地代替国家实现了其力所不及的对乡村社会的局部整合。秦晖形象地将这个过程概括为“国权不下县, 县下唯宗族, 宗族皆自治, 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8]

1908年, 清廷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凡府厅州县官府所在地为城, 其余市、镇、村、屯、集等地人口满5万以上者为镇, 不满5万者为乡。城镇、乡均为地方自治体。乡设立议事会和乡董, 实行议行分立。乡议事会在本乡选民中产生, 为议事机构。乡的地方自治执行机关有乡董、乡佐各一名。自治范围以学务、卫生、道路、农工商务、慈善事业、公共营业及自治经费为主[ 9] 

  但是, 由于当时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因此此时的乡镇自治并没有在基层社会得到很好的开展。不过其基本思路为后来的国民政府所继承, 并加以发展。1934年民国政府通过《改进地方自治原则》, 确认地方制度采用县、乡两级制。1941年民国政府又颁布《乡(镇)组织条例》, 正式确认乡是国家的基层政权, 乡设乡代表会议和乡公所, 下设民政、警察、经济和文化四个职能部门。可是, 在内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连番摧残之下, 乡镇自治的种子并没有结下繁茂的果实,仅仅限于个别地方的开展和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学派的实践, 事实上, 国民政府通过“闾邻制”和“保甲制”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政治权力初步进入了基层社会。

国家权力不断地延伸进入基层社会内部, 中国共产党最终成功地将基层社会组织和动员起来, 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

2.大陆基层社会的政治变迁

1949年后, 大陆基层社会治理的代表性制度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1958年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开始。《决议》要求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 建立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1962年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 农村人民公社开始实行“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体制,这是一种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经济制度, 这一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的最终确立。在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下, 乡镇归并为社, 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行使乡镇职权, 原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称为生产大队“政社合一”、“党政合一”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根本特点, 其职责范围相当广泛。它既是农村的基层政权机关, 管理着辖区内民政、文教、卫生、治安等社会事务, 又是一个经济单位, 对辖区内的生产建设、财政、贸易等经济事务负有全责, 同时还是一个党务机关, 全面负责乡镇内党的基层工作;它不仅是一个劳动组织, 而且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具有军事化管理性质的社会体制, 国家及公社干部通过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统辖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控制, 国家行政权力渗透入乡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比照民国时期的“乡镇自治”, 台湾学者陈永发指出, 国民党解决了中国政治管理体制的上层机构问题(延伸到县), 共产党则解决了中国政治管理体制的下层组织机构(政权建设、政务工作)延伸到乡, 党务工作延伸到村、企业、学校、街道等基层。[ 10]

尽管人民公社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但其制度设计中的天然缺陷致使其并不能从根本上适应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首先,在人民公社体制下, 农民丧失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农民往往通过消极怠工等方式表达不满, 这使得中国乡村经济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与维持。据统计, 1958到1978年的20年既是中国实行人民公社的20年, 同时也是新中国农业发展最慢的20年。在这20年中, 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48%, 粮食产量平均增长率为2.13%。[ 11] 其次, 人民公社制度使得行政权力高度集中,国家通过高度的行政控制方式实现对农村的控制和渗透, 这种控制阻碍了乡村社会正常的民主化进程。再次,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人民公社将农民限制在乡村社会内部, 阻断了农民向上流动的渠道,形成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时至今日仍然严重阻碍着乡村社会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发展, 旧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已经严重不能适应基层社会实际情况的发展。大陆1982年新修订的宪法第9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村(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地位和作用。1987年制订, 1998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原则,并对相应的组织形式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而村民委员会就是中国大陆地区乡(镇)所辖的行政村的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从此“乡政村治”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得以正式确立。

3.台湾基层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经过了近代中国一百年的政治社会变迁, 两岸基层社会的发展在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历史轨迹。台湾受到了1949年前大陆乡镇自治的直接影响, 并在威权主义政治的脉络下呈现出独特的发展“地方自治”在台湾政治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轰轰烈烈的“党外运动”到民进党的“地方包围中央”, 台湾的地方自治、基层选举, 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解严、终止动员戡乱之后, 台湾民主化的快速发展和地方自治是分不开的。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 即认为地方自治, 乃建立国家之基础“中华民国宪法”中, 规定地方制度者, 即达十七条之多, 占全部条文十分之一。[ 12]1945年, 台湾光复之后, 政府制定“台湾省各县市组织暂行规程”,废除日据时代延续自清朝的保甲制度, 清朝台湾保甲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防范盗匪与维护治安, 日据时代的总督府沿用, 使之成为辅助警察机关的社会控制工具, 规定十户为一甲, 甲设甲长, 千甲为一保, 保设保正, 并实行连保连坐责任。保甲的主要任务包括调查户口、监视陌生人出入、预防传染病、修桥铺路、义务劳动、协助镇压反抗等等。将保、甲改为村、邻, 并设置村办公处。1994年7月, “省县自治法”公布施行,继续维持村制度。1999年1月“地方制度法”通过,根据该法多项条文(包括第3、5、6、7、59、60、61、79、80、83条)的规定, 将村组织法制化, 目前台湾地区村组织即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运作。台湾地区包括台湾省以及福建省之金门县与连江县。[ 13] 台湾的“里”隶属于县辖市、直辖市及市辖区、镇, “村”则设于乡;其下还有“邻”。村、里的等级相同, 同为第四级地方行政区。村里隶属于乡镇市区公所, 设有村里办公室, 除了村里长一人外, 还有村里干事一名。村里长是依据《省县自治法》第39条设置, 村长或里长任期4年, 由村(里)民选举产生, 依法为义务无给职, 但依照规定, 村(里)长每个月可由乡镇市区公所获得上限为新台币4.5万元的“事务补助费”, 弥补村(里)长在交通、文具、邮电及水电上的支出。其主要职责就是召开村民大会、开具各种证明、进行户籍管理和住房登记等等。村里长需要处理许多琐碎的日常事务, 为村民服务, 且一般由德高望重的中年男性担任,所以有“里长伯”之称。

两岸基层社会变迁的个案分析

1.大陆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1)以山西省河曲县为例。河曲县位于山西省北部, 晋陕蒙三省(区)交界处, 国土面积1323平方公里, 辖4镇9乡340村, 总人口14万, 其中县城常住人口8万。河曲县境内煤矿资源较为丰富, 且交通便利, 西有神府煤田, 北有准噶尔能源富集区, 东有朔州工业园区, 南有河东煤田, 被大工业包围。境内神朔铁路过境, 铁路已延伸至县城。

河曲县所处的忻州市, 历史上即有村民自治的传统。阎锡山主政山西时期, 曾将他所构想的“村政建设”在山西省, 尤其是忻州市境内大规模开展。山西村政建设开始于1917 年, 到1927年前大体完成。1928年6月,阎锡山向国民党中央建议, 将山西村政建设的模式向全国推广, 国民政府基本接受了阎锡山的建议, 在随后制定的《县组织法》中, 关于乡村自治的思路, 吸收了山西村政建设的构想。山西村政建设的“制度设计”是以村民共同参与、公开、监督和制约权力为基本逻辑的, 在今天仍有着重要意义。[ 14]

河曲县作为“全国村民自治先进县”, 曾创造性地推出“两票制”选举模式, 是新中国村民自治史上重要的制度创新。1992年, 该县将村民自治中实行“真民主”的内涵扩展到建设农村党支部上, 创造性地在全县农村推行了由群众投信任票推荐支委候选人、党员投选举票选举支部班子的“两票制”建设农村党支部的办法。整个选举过程分两阶段, 投两次票:第一个阶段是确定正式候选人, 由党支部、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提名候选人, 组织提名和村民提名具有同等权利。然后由有选举权的村民进行了预选, 投票确定正式候选人。第二阶段是正式选举, 召开选举大会, 无记名投票, 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这一模式在省里和地区以及中央引起很大反响。[ 15] 在法律程序、民主程序和具体做法上, 我们紧紧围绕启发村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 进行帮助指导, 做到教方法不代替, 既提高了村民的自治能力, 又保证了示范活动的顺利进行。[ 16]

(2)基层社会治理效果。2007年, 河曲县GDP完成26.3亿元,同比增长30%;财政收入达到49188万元, 同比增长35.5%, 入选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提升百强县,并入选全国最具投资潜力的中小城市;在44项经济社会指标综合考核中排名全省第九、全市第一。[ 17]

然而, 如同许多内陆资源型市县的经济发展一般, 河曲县的经济发展成就强烈依赖于煤炭资源的开发, 其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县政府和乡政府的作为。如上文所述, 河曲县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仍然是“乡政村治”,基层选举由县乡政府组织, 而在组织过程中如何做到“亲自抓而不包办”? 其中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2008年12月23日, 山西省河曲县单寨乡紫河村进行了村委会换届选举。次日上午8:30左右, 女选民张先平在家中服毒自杀, 送县医院抢救无效, 于24日凌晨2点多死亡。死者张先平, 系该村此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两位候选人之一的樊守良的邻居, 但另一候选人樊永青也是死者丈夫的本家。由于丈夫不在家, 两候选人在选前都分别开始做张先平的工作,要求她能将票投给自己。怎奈最终只有一张选票, 在村委会选举结束后, 作为败选者的樊永青表示强烈不满, 称选举过程秩序混乱,其中的一个证据便是胜选者樊守良将张先平的选票抢去代为填写, “自己选了自己”, 并请张先平为此作证。而作为胜选者樊守良则谴责对手“贿选”, 也邀请张先平为“收到过200元”作证。看似杂乱无章的村委会选举细节, 在两个候选人的拉锯战中,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选民张先平在不经意间成为斗争的焦点。[ 18]

对比此番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乱象, 我们可以看到,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 “两委”的矛盾、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以及贿选、操纵选举等问题, 使得大陆的村民自治在徘徊中前进,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修订通过迄今已有10年。当初盼望从管好一个村,到管好一个县, 乃至从基层自治的突破来寻求中国民主发展的路径, 这样的良好愿望似乎已经落空。村民自治虽然有了可喜的发展, 但水平不高, 对于国家的治理更难以起到示范作用。

2.台湾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1)以嘉义县三兴村为例。在台湾目前地方自治体系中,最基层的自治团体是乡、镇、县辖市, “村”是乡的编组单位, 村内之编组为“邻”。与村、邻相同地位、性质亦相似的是“里”, 它是镇与县辖市的编组单位, 里内之编组亦称“邻”, 截至2010年7月底, 台湾共有村里数7830个[ 19] 。台湾地区的村是乡的编组单位, 主要功能是协助推动基层建设以及反映民意。嘉义县民雄乡计分为28个村, 三兴村位于乡境东边, 面积5.5平方公里, 是乡内第三大村。三兴村设村办公处, 系民雄乡公所之派出单位, 由村长与一位村干事组成。村长由村民直接选举, 制胜关键在于人脉、宗亲、过去政绩。三兴村设“村邻长、村干事暨村工作小组会报”, 由地方精英与热心人士参与, 研商解决村内公共问题“三兴社区发展协会”是与“三兴村村办公处”并立的组织, 不过前者为人民团体, 从事社区发展工作, 目前二者之领导人均为村长。三兴村民大多从事农业, 且多为中、老年人口, 最主要的农产品为菠萝与金橘加工品。

根据“地方制度法”第61条, 村里长均系无给职,但是2000年1月政府订定“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 发给村里长事务补助费。有了此项补助费制度之后,许多村里长选举的竞争较以往激烈。三兴村村长的事务补助费由民雄乡公所编列预算, 每月新台币45000元, 其用途限定为“文具费、邮电费、水电费及其他因公支出之费用”(“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第7条)。实际上,每月使用在上述费用之支出大约新台币4000元到5000元。尽管事务补助费在法制上有特定用途, 不过一般民众的理解是, 事务补助费形同村长个人的“薪资”, 村长往往利用这份“薪资”支付村民婚丧喜庆的贺仪、奠仪,或者交际应酬所需。

(2)基层社会治理效果。长期观察台湾地方自治的学者指出, 村长同时扮演“村联络人、意见反映人、基层服务工作者、政令倡导者、社区活动主导人”等角色;其社会角色会大于政治角色(协调功能多于管理功能)、辅助角色会大于决策角色(建言功能多于决策功能)、民间角色大于行政角色(沟通功能多于作为功能)。[ 20]

在2006年举行的村里长选举中, 无党籍以及未经政党推荐候选人得票总计71.03%[ 21] , 占绝对多数, 证明村里长选举的党派色彩较淡, 地方势力在选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地方势力在村里长选举中的渗透, 也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 村里长作为地方选举的“桩脚”, 选举时候依照个人政党属性及喜好, 协助特定候选人或政党拉票甚至买票。在立法委员选举甚至是总统选举中, 候选人离开了这些村里长的支持, 是无法获得选举胜利的。买票已经成为了台湾地方选举中的一种普遍性的文化, 不再认为是非法的行为。买票的方式多种多样, 一般都会通过自己的“桩脚”去执行。[ 22] 由于“桩脚文化”的泛滥以及选举中黑金政治的渗透, 基层村里长的选举风气败坏, 一直为台湾各界所批评, 故村里长选举的存废问题, 也为大众所关注。

社会资本的培育———两岸基层社会治理的交流与发展

1.两岸基层治理的比较

大陆农村与台湾农村虽然处于不同的政治系统中, 但两岸农村社会基本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 使两岸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对比和分析具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对比不仅可以让我们对两岸村级治理模式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同时还可以相互借鉴, 弥补各自的不足, 使两岸的村级治理模式更加趋于完善。

从基层社会的情况看, 由于两岸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 因此两岸村庄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村庄面积都非常接近, 尤其是台湾一些庙宇的存在烙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 与闽南文化一脉相承, 这种文化的同质性不仅使两岸乡村的联系更加紧密, 而且使两岸村级治理模式更具有可比性。

两岸基层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民政府“村政建设”的影响。比如台湾光复后从1946年开始设立的村(里)民大会, 就有当年“村政建设”中村民大会的影子, 虽然随着民意代表的发达和政治参与管道的增加, 村民大会召集的机会越来越少。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看, 虽然两岸基层治理组织有着类似的结构设置, 但是其职能差别很大。台湾村级组织设置比较简单, 其职能主要是反映民意, 推行政令, 协调与管理村级公共事务。而在大陆, 村级组织则相对比较复杂, 其职能除了服务与管理职能外, 还有发展村庄经济的功能。除此之外,台湾与大陆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方面。就台湾而言,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台湾最大的特色, 比如, 在三兴村, 除了村级组织功能的发挥,村里的发展(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村庄文化活动的举办等等)还依赖于民间团体小区发展协会辅助作用的发挥。而在大陆农村,农村党支部和党员功能的发挥则是村庄最主要的发展力量之一, 山西省河曲县作为“全国村民自治先进县”的特色就在于理顺“两委”关系的“两票制”的创新。

2.重塑社会资本———两岸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如前所述, 基层社会研究的理论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即政治系统中基层社会的研究框架。而在当前, 两岸社会与政府的互动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在大陆, “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成为村民自治发展的瓶颈, 基层县乡政权过去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全能主义政治中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国家对农村地方社会控制的有效载体。而在全能主义政治逐渐消退之后,基层社会自身却无法良好地发育, 填补这一空白, 而此时, 县乡政权的权力运作却时常还带有集权主义的色彩, 尤其是乡级政权, 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其与基层自治的所谓指导关系却始终无法理顺, 这直接导致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而在台湾, 地方自治得到了充分的发育, 但同时, 它的黑暗面也被逐步放大:“黑金政治”“桩脚文化”已经成为台湾基层选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终败坏了社会风气。社会在向政治系统的输出中就已经是一种劣质的需求和支持, 那么最终政治系统的反馈也同样质量不高, 这是权力贪腐屡现的重要因素。

两岸的和平发展离不开两岸社会的交流和互动,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基层社会的交流较少政治因素, 而更多的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借鉴和交流。重塑两岸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好关系,培养一种“岸际学习”的两岸视野, 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态势下, 两岸基层社会之间的信任、信仰、情感、互惠和合作关系等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因素都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社会资本不仅将会促进两岸共同和平发展, 也将会提升两岸基层社会的治理水准, 形成政府与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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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泽(1986 -), 男, 山西保德人,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李鹏(1973 -), 男, 湖北武穴人, 区域经济学博士,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助理,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两岸关系、涉台外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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