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智库 数据检索 在线投稿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TOP

五大发展理念下生态治理的思考
2017-11-24 20:30:46 来源:《理论月刊》 (2017年第9期) 作者:姚翼源 黄娟 【 】 浏览:2036次 评论:0

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载体。助推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向, 是构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内在要求。新常态下, 生态治理的发展要深化五大发展理念认知-认同-参与理论的共识, 紧贴人民群众生活的时代境遇, 精准把握五大发展理念与生态治理的逻辑聚合点, 从而更好地探寻五大发展理念对生态治理实践的引领作用。概而言之, 笔者侧重对五大发展理念与生态治理协同发展规律的探析, 期盼能对提升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有所裨益。

1 绿色创新:生态治理的活力源泉

绿色创新是生态治理的动力引擎, 是改善人民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后工业化时代, 生态治理的健康有序发展, 必须要借助绿色创新的力量, 发展生态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创新机制, 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打下基础。

1.1 绿色科技创新是第一驱动力

新常态下, 绿色创新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 是提升我国生态治理水平的不竭源泉。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既遭受来自国外大环境的冲击, 也囿于自身小环境的挑战, 因此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 除了要进行生态治理外, 还要进行生态科技的革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科学技术和创新在应对和解决生态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 无论是物质生活的富裕充盈、精神生活的多彩有趣, 都主要得益于科技的创新与发展。绿色科技的创新, 是在革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弊端上的再生产, 它是一种节约性的、高效性的、循环性的代际发展思路, 呼唤的是生态价值、科技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创新。据统计, “2015年, 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5%, 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后将达到60%。”[2]因此社会的繁荣发展, 必须要汇聚绿色创新人才, 采用绿色生态科技, 培育生态治理的增长点, 实现生态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序推进。绿色科技是挖掘生态生产力的重要法宝, 是将生态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置换为生态财富的转换器, 是保障人民群众享受青山环绕、绿水长清生态成果的现实举措。

1.2 科技创新助推生态产业发展

我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依托于传统产业的增长, 已然不能持续高效解决严峻的生态治理问题, 需要借助不同产业载体的技术创新进行集聚发展。细究产业发展的规律, 我们发现绿色科技的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精准对接, 可以突破传统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瓶颈, 实现良性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科技进步造就的新产业和新产品, 是历次重要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实现复苏的根本。”[3]故而, 当前我国进行的生态治理与绿色发展, 都要以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为导向进行创新探索。我们要充分发挥绿色科技在产业投入与产业升级层面上的效用, 集聚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的主体力量, 寻找绿色科技的路子, 在互联网背景下, 为青年学生在绿色交通、绿色制造、绿色能源、绿色旅游等领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毕竟, 只有在科技手段上助推产业发展的绿色转型, 优化产业发展结构, 才能实现人民群众对于绿色财富的追求。

1.3 制度革新保障绿色生态治理

制度层面上的革故鼎新, 可以破除制约绿色产业发展、绿色生态治理的症结, 整合其他行业领域的组织及人员进行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为绿色生态的治理提供长效化的坚实保障。制度层面的革新可以为绿色生态的问题, 进行后知后觉、刻意为之的修补, 提升政策举措的精准性和高效性, 为生态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法律文本的契约。加强对监管干部的问责,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不能手软, 不能下不为例, 要防止形成破窗效应。”[4]这是生态治理法治严格化的必经之路。市场经济的无序发展, 直接诱导社会群体“经济人”假设思想的泛滥, 导致不同阶层群体、不同消费个体, 对于生态治理公益性的理解变得狭隘。保障人民群众享受权益是第一步, 我们还要在党领导人民依法进行生态治理的基础上, 进行产学研、政学研基地的建设, 实现应用型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绿色生态园区的建设, 以便鼓励人民群体积极地参与到生态治理的实践活动中。总之, 政府、企业、高校等多种力量要通力配合, 在美丽乡村、绿色农业观光园、高校产学研基地的建设中, 建立健全生态治理制度。

2 绿色协调:生态治理的科学诉求

协调是生态治理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向, 必须要摒弃失调和畸形的发展模式, 构建城乡协同、民主协商、生态经济与生态文化并重的发展格局。针对生态治理面临的新特点, 坚持绿色协调的发展理念, 满足新常态下人民群众的科学诉求。

2.1 助推城乡之间绿色协调发展

推动区域经济的绿色协调发展, 是促使生态治理达到井然有序状态的必然选择。因为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业态、人口分布的空间区位不尽相同, 故而借助协调的发展理念, 实现城乡之间的联动发展必然是科学发展的首选路径。文明城市和美丽乡村, 都是中国特色绿色生态治理的重要载体, 只有实施先进带后进、先富带后富的扶贫工程, 才能实现各美其美的效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不仅侧重于实体经济间的共享互助, 而且也侧重城乡协调发展生态理念的涵养传播。城乡作为人民生活的地理实体, 城乡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的共同奉献, 故而打造城乡人民群众协调发展的众筹平台, 深化对治理理念的共识, 凝聚区域发展的精神, 挖掘区域发展的资源, 才能更好地构建城乡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2.2 实现多元主体民主协商发展

我国生态治理民主协商方式的形成, 迫切需要彼此搁置狭小的利益格局, 达成和谐共处的合作关系。在当前形势严峻的生态治理行动中, 借助“协商民主能够促进决策合法化”[5], 提升公民的民主素养, 更好推动绿色生态的共同治理。凝聚发展共识, 直面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矛盾加重的严峻形势, 激发公众生态意识的觉醒, 提升公众参与治理的主动性很有必要。我们要构建民主协商对话机制, 形成政府、市场、公众平等协商对话的格局, 释放协商对话机制的红利, 走出一条官民共治和谐推进的发展路径。企业是协调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主体力量, 公众是生态保护的参与者, 政府是治理工作发展的引领者, 只有促成三方主体深化生态治理的共识, 厘清阻碍治理的利益纠葛, 完善民主协商机制才能突破困境, 促使城镇生态环境得到恢复。

2.3 统筹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发展

开展环境保护和生态经济的治理, 需要发展绿色产业提供物质基础, 需要文化关怀提供精神引领。新常态下, 协调绿色发展与生态文化的关系, 需要我们坚持群众路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贯彻落实在理论与实践上有所突破的五大发展理念。”[6]这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幸福追求的根本途径。生态文明时代, 绿色经济是绿色财富的象征, 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绿色文化则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实现天人合一良好格局的精神灵魂, 是唤醒公众生态意识的文化力量。用五大发展理念推进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 需要发展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生态服务业, 将绿色生态产业体系发展成为中国三大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 我们要进行生态产业的供给侧改革, 减少无效供给, 提供满足公众需求的有效供给。

3 绿色发展:生态治理的实践逻辑

发展是生态治理的最大动力, 是探寻中国特色生态治理道路的根本出路。故此, 为了破解制约生态治理的瓶颈, 释放合作治理的生态红利, 就必须要进行生态资源的人为修复和节约、推广生态产业园区、培育与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为推动生态治理进步作出有益贡献。

3.1 节约与修复绿色生态资源

绿色生态资源的节约和修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其立意和宗旨就是对现有生态资源进行保护, 实现生态系统的和谐高效。在当前生态环境破坏严峻的形势下, 生态资源变得很稀缺, 加强生态治理教育, 建立多元主体的生态治理机制, 促进生态治理科学有效发展显得至关重要。修复是对现有生态资源保护的重要举措, 是“提升生态生产力的积极手段, 应当成为全面小康时代践行生态价值观与生态资本观的重要抓手。”[7]由此可见, 进行生态修复工程是科学认识和对待生态矛盾的重要内容。生态节约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纠补途径, 是人民群众进行显性科技创新和隐性宣传教化相融合的有力举措。概而言之, 生态节约和生态修复都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深化发展共识和践行绿色发展观念的战略抉择。习近平强调指出:“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8], 就是要为绿色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开发造血。此外, 在人民群众中培育生态节约和生态修复的理念也是很有必要的, 改善生态生活方式, 激活民众参与绿色生态实践的社区治理, 完善绿色治理的合作机制, 形成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组织、社区、村委会和民众参与的协商治理格局。

3.2 发展与推广生态产业园区

生态产业园区是进行绿色生态治理的载体, 是探寻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转变生产方式, 进行生态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 化解过剩无效的产能, 供给高效绿色的产品促使绿色环保产业、生态服务业、新能源产业等战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优化三大产业结构, 培育新的绿色生态产业增长点, 是生态治理与生态生产的有效发展模式。北欧国家在绿色生态产业园区建设, 绿色生态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如瑞典在建设生态产业园区时, “要求生产环节必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瑞典有害气体排放量已下降40%, 而GDP却增长105%”[9], 这有助于绿色科技的创新和推广, 使生态资源转变为绿色财富资源。我国在进行绿色产业体系构建的过程中, 要深化对绿色生态治理的理解, 借助各类绿色生态宣传平台, 将绿色环保的理念渗透到节能环保产业、生态有机农业、新能源科技产业的全过程中, 增加产业结构的绿色化权重。发展与推广生态产业园区, 需要建立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市场与民众之间的非线性对话关系, 增强彼此间的互信互助关系, 打通生态产品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链接, 及时把控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最新趋势, 处理和解决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就产业园区建设的内容、范围、程序、人员等要素进行协商, 形成生态优先理念下的多元协商共治的局面。

3.3 培育与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生活方式是影响绿色生态治理的重要因素。当前生态矛盾凸显、生态治理主体单一、生态治理效果低效, 在人民群众中培育和灌输绿色生态理念极为迫切。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爱国的要求, 是内化绿色生态治理共识, 培育生态环保理念, 促进生态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治理的重要举措。环保部统计, “十二五前期 (2011—2013年) , 我国环保投入共计2.33万亿元, 拉动GDP增加2.56万亿元, 占这三年GDP的1.64%”[10], 未来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空间会越来越大。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促使人民群众加强对自身灵魂的拷问, 实现人民群众从“经济理性人”向“生态理性人”的良性转变。首先在工业生产中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在原料使用、生产过程中贯彻落实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理念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培育良好的生活习惯。积极鼓励民众使用节能环保产品、使用低碳交通工具, 使用绿色简约的家具装修。概而言之, 加强生态环保教育、借助新媒体推送生态作品、弘扬主流价值观, 构建绿色环保的生态治理模式。

4 绿色开放:生态治理的有利条件

开放是丰富生态治理内涵、扩展生态治理实践场域的重要条件。绿色开放, 就是要借助开放的外部环境和生态资源, 扩展合作的国际视野。当前, 坚持生态治理的人民利益为本, 丰富生态治理的内涵, 让广大人民参与到生态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在国内外舞台上施展才华, 为生态治理的共赢发展提供契机是时代赋予的机遇。

4.1 延展了生态治理的实践场域

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 有助于扩展生态治理的空间向度, 丰富全面建成生态小康的外延。我国生态治理机制的优化与重构, 必须要立足当前我国生态治理的国情, 深化创新开放、协商互助、资源共享的原则, 厚植绿色开放的比较优势, 建立全球绿色发展的新格局。国外生态治理卓有成效的实践成果为我国生态治理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经验。如美国学者戈德史密斯提出网络化的治理理论, 主张公私部门、民众协同参与共治的治理模式。这对于生态网络化治理的成熟发展, 网络化主体的交互协作, 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德国开展的关于莱茵河流域的生态治理工作, 对于中国开展生态河流的修复、生态资源的高效开发、产业结构的调适优化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建立生态治理共治小组、创新生态产业股份管理机构、完善生态治理政府-企业-公众三维立体治理制度, 可以更好地唤醒公众的生态良知、规范公众的生态行为。绿色开放, 是古老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与理论的升华, 对于破解生态治理难题、增强生态治理动力、释放生态治理红利, 提升内外联动的治理质量意义重大。

4.2 拓展了生态治理的国际视野

中国的生态治理已然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他国家生态治理的有效举措同样为中国生态治理的开展提供了别具特色的他国方案。经济的全球化, 必然会推进生态治理的全球化。审视改革开放的近40年,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伟大成就,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于融入世界, 敢于走出国门, 敢于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改革。故此我国生态治理工作的科学高效开展, 必须具备国际视野, 必须实施网络化的生态治理战略, 积极开展与他国的生态治理对话。借鉴发达国家生态治理的成功经验, 提升生态治理的对话水平, 完善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 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治理技术与人才, 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生态治理的需求。近年来, 美国生态治理是在“企业层面 (小循环) 、区域层次 (中循环) 、社会层次 (大循环) ”[11]过程中科学高效地开展, 是在循环经济理论的科学指导下进行的。生态治理, 表面来看是治理修复自然环境, 其实质是重塑人的发展理念, 缓和物化文明背景下人与生态的关系, 探索自然生态和人民群众推动下的社会发展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绿色开放的发展理念, 将生态治理置于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 紧密结合中国当代生态治理的实际, 有助于深入辨析其他国家不同阶段关于生态治理的实践经验, 从而在其他国家的个性中, 探寻到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来, 进而更好地扩展我国生态治理的国际视野。

4.3 丰富了生态治理的绿色内涵

绿色开放理念不仅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也是人与生态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生态治理, 携带着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生态环境保护不均衡不集聚的区域特色, 这是生态治理理论形成发展的最大国情。生态治理是一项关系民生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加深与不同阶层成员的密切联系, 以内外联动的发展战略为抓手, 将绿色开放的理念渗透到生态治理的进程中。新常态下, 生态治理的发展要侧重于从生态理念、生态科技、生态制度、生态评估层面进行系统地梳理, 培育生态治理的全球市场, 深耕彼此优势沃土, 创建生态治理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志指出, 深化“本地污染和区域协作相互促进、多策并举、多地联动”的协同治理共识, 才能切实有效地丰富生态治理的内涵, 实现生态治理的现代转向[12]。较之传统的生态治理模式, 治理的主体更多地局限于从本国政府、社会成员的角度出发, 束缚了自身手脚, 不能灵活多样地实施引才引智工程, 某种程度上迟缓了生态治理的进程。理清开放与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 深刻揭示制约生态治理发展的基本矛盾, 用开放的理念加速生态治理工作的合理推进显得日益重要。开放发展是将国内生态治理与国外生态治理科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道路的必要抉择, 这是携手推进全球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我国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 就是基于打造多领域多层次的互利共赢格局而做出的应然之举。由此可见, 开放发展的理念, 鼓励中国在生态治理的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释放生态治理的中国红利, 吸收生态治理的他国经验, 进而修葺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

5 绿色共享:生态治理的最终旨趣

共享是生态治理的最终旨趣, 是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真实显现。实现生态治理卓有成效的发展, 促使人民共享生态治理的生态成果, 必须要聚焦人民的社会实践, 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 毫不迟疑地优化生态产品共享机制, 探索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 建设绿色生态的健康中国, 构筑生态治理的统一战线, 为自然生态的保护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后劲动力。

5.1 优化生态产品的共享机制

共享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落脚点, 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 是生态治理现代化转向的时代诉求。优化生态产品成果的配置机制, 促使人民群众在生态产品的分配和消费中收获更大的幸福感, 这是生态治理的时代使命。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 实现不同阶层、民族、区域间生态产品的合理配置是解放生态治理生产力和释放生态治理红利的重要举措。邓小平曾指出:改革开放“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 改革就算失败了。”[13]现阶段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攻坚期和关键期, 对于生态小康、经济小康、人人小康等概念的深刻理解, 对于认真落实生态产品的共享配置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作用。迈向生态治理的新时代, 我们要立足生态资源分布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的实际情况, 关注民生需求, 运用生态治理的互联网思维和系统化思维, 进行生态产品共享的供给侧改革, 力争实现生态产品的共享可以照顾到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众所周知, 优化生态产品的共享机制, 是生态治理和生态生产的末端环节, 是解决当前生态治理生产和共享难题的重要举措。概而言之, 生态治理的本质就是在做大生态产品蛋糕的前提下, 对于自然生态进行的人为性修复, 也只有发挥人类解构生态矛盾和重构共享机制的智慧, 才能切实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

5.2 探索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

网络化的合作治理模式, 是生态治理的最优模式。当前阶段, 生态治理的发展只有贴近生态治理的时代语境和社群呼声, 协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利益纠纷和理念冲突, 才能更好地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生态治理格局。当前, 我国生态治理的态势正处于从传统转向现代, 从区域化转向国际化, 从单主体主导转向多主体协商共治的阶段, 再加上转型期生态治理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时代背景, 生态治理走向协商民主是绿色共享发展的内涵式要求。首先, 协商民主的发展模式是把握自然生态规律和人为治理实践统筹发展的有效措施。目前, 单主体结构式的生态治理模式, 已然无法满足不同网络节点利益主体的诉求, “通过不同主体间的协调合作, 建立合作治理体系, 才能有效避免陷入公敌悲剧”[14], 加强民众对于生态治理公共普惠性的认识, 进而建立生态治理的统一战线。其次, 协商民主治理模式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嬗变。当前, 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危机治理模式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政府主导型、市场治理型。尽管, 这些治理模式在培育生态治理范围, 发展生态产业经济, 规范社群生态行为层面有着良好效果, 但不能有力地汇聚多元主体力量, 实现生态治理目标。故而, 发展协商民主的新模式, 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学校立体化的生态治理模式, 打通生态治理生产端-消费端-评估端的环节, 才能高效地推进生态治理工作的开展。再次, 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是处理生态治理矛盾的应然之举。在生态消费和生态治理环节进行民主式的有效治理, 可以突破不同治理主体的层级限制, 重塑生态治理理念, 为生态治理的后劲式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点。

5.3 建设绿色生态的健康中国

健康中国与生态治理、健康中国与生态产业密切相关。当前坚持绿色共享的发展观念与贯彻落实健康中国的建设具有逻辑上的聚合点和实践上的交叉点。健康中国, 表面上指健康政治、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社会、健康生态各结构要素的和谐运作, 实质上是指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拥有良好的生态政治、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创设生态社会、共建美好生态家园。新常态下, 探寻健康中国的发展道路, 把握健康中国的发展规律, 破解制约健康中国发展的瓶颈问题, 完善健康中国建设的保障机制。首先, 将健康中国的生态理念渗透到政府工作、企业生产、绿色食品、学校教育等群众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 深化健康中国的发展共识, 培育良好的生态氛围。其次, 构建健康中国的生态产业体系。减少病态的经济发展方式, 化解亚健康的社会矛盾, 构筑生态健康产业的屏障, 打造健康中国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再次, 建立健康中国生态治理的信息服务平台。立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找准共享发展、生态治理、健康中国之间的交叉点, 打通不同区域生态资源交换的流通链, 发展健康中国新的增长点。概而言之, 基于自然生态实际, 进行健康中国发展的供给侧改革, 可以优化健康中国发展的内在机理, 并借助绿色科技的推动力和绿色消费的刺激力, 探寻一条共享优先的健康中国发展道路。

9
责任编辑:liqun
打印繁体】【投稿】【收藏】 【推荐】【举报】【评论】 【关闭】 【返回顶部
上一篇协商民主视角下生态治理的制度框.. 下一篇共治: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