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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城市文化治理模式及其经验借鉴
2017-10-19 22:08:39 来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5月 作者:张琳 杨毅 【 】 浏览:4548次 评论:0

摘要:在城市化的实践进程中,文化治理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能力之一。台湾地区文化治理的变迁经历了“政府主导—市民文化意识觉醒—全面文化治理”三个阶段,这一进程中台湾基于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政策价值路向,打造了“多元的治理主体—顺应场景的治理方式—效度导向的治理内容”的三维实施机制,并在实现区域城市空间有效利用,增强都市文化认同,协同区域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将为我国城市化背景下其他相关区域的都市文化建设梳理出可资借鉴的治理经验。

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增速,城市公共治理实践衍生出诸多新型治理困境,譬如城市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但也产生了城乡差距与极化效应,吸引了人力资本的集聚但也造成了利益多元与价值对立,形成了国际化的情境但也弱化了传统文化的生长。在城市治理范式的转轨时期,区域经济社会管理中过度强调“治理性”的传统模式无法及时回应此类问题,致使根植于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固有治理理念遭受了极大冲击,并且引发了城市治理朝向更为倡导“文化性”的新型治理模式革新演进。“文化治理模式”是“文化治理”理论在城市治理价值目标中的具体体现,“强调从‘文化治理’的工具理性转向社会整合治理的法理理性和人文美学价值理性,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领域的治理到社会整体治理机制与模式的后现代建构”①;“文化治理模式”也是“文化治理”能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构建中的推进引擎,“通过先进价值理念、文化载体和文化传播能力建设致力于寻求一种体现国家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力量,使国家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认同感”②。文化治理理论是支撑城市治理模式转型的思想基础,目前学界十分关注,但却缺少基于具提实践语境下的概念界定与思想共识,更缺少立足文化治理模式下城市文化治理的现实操作梳理与运作经验提炼。而台湾地区和大陆城市同属中华文化圈的范畴,自上世纪80 年代开始通过基层“社区总体营造”及在2010 年制定“文化创意产业法”的较长时间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基层县市文化治理模式的实践运作和政策规制,本文立足通过对台湾城市文化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模式进行分析,以期为大陆地区的城市文化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一、城市文化治理的基本内涵

(一)文化治理的理论阐释

从文献梳理来看,文化治理的概念缘起于福柯治理哲学思想,其在“治理术的谱系”和“治理的政治技术手段”中提出治理性即是“一组权力关系以及得以让权力关系运作而不会招致反效果的技艺”①,统治者运用富有理性的技艺而非压制性的暴力工具达成对民众的宰制,在治理过程中民众与统治者透过治理的连接而实现引导自己与驱使他人的平衡互动。尽管福柯本人并未明确“文化治理”这一概念并提及通过文化实施统治的治理指向,但其提出治理是需要技术或者技艺的,这就包括了文化的治理技术。中国的古代典籍《周易》中早就指明了运用文化来实施教化对于统治的效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直到托尼·本尼特把文化技艺与治理理论系统加以整合后,文化治理理论的脉络才日渐明晰,既摒弃了葛兰西“文化霸权”,将文化视为通过意识形态维持统治的工具理性,也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及早期伯明翰学派对于文化工业单纯批判,并且提出文化治理对于社会良善发展具有的价值效用,“把文化看作一系列历史特定的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转变广大人口的思想行为,这部分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的,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构想。同样,它的出现最好可以被看作现代社会化早期社会生活特有的日益治理化过程的一部分。”②也正如我国学者吴理财对文化治理的归纳,“文化治理是一种现代的治理形式,它体现了政府文化职能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根本转变。”③可见,文化治理作为一种国家、社会及城市的现代性治理技术这一核心内涵是具有共通性认同的,但目前学者对于“‘文化治理’概念的理解、运用,甚至态度都大不相同,往往是‘一个词汇,各自表述’,尚无基本共识”④,这也体现出文化治理的概念较为泛化,尤其需要进一步厘清其外延边界。

从实践语境来看,当前学界使用文化治理的术语表达主要涵括了文化的治理技术与文化的治理内容的两个维度,二者构成了文化治理的完整语义,互为表里。前者正是基于本尼特“文化治理”的理论脉络,并博采詹姆斯·罗西瑙“善治理论”、格里·斯托克“多元治理”等思想,主张治理的文化化与治理的现代化相结合,具体而言即是通过文化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塑造功能,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文化政策网络,保障公众文化权利与文化参与,最终实现政府治理目标在社会心理层面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后者则主要是中国大陆学者对文化治理概念延展性的运用,更多是基于党的十六届七中全会、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和完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治理背景下,着眼明晰国家文化治理顶层设计、优化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与文化政策制定、促进居民文化消费健康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语境,认为文化政策、文化产业、文化服务是实现文化治理的中介环节与关键进路。同时,这种对“文化治理”践行领域的具体认知不仅更强调文化治理的价值依归,相对弱化了其工具理性,并特别凸显出作为国家文化治理模式的实践意涵。如文化产业学者胡惠林就认为“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治理的融合就是当今中国的国家文化治理”⑤,文化治理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过程,也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能力之一。前者的概念要义是“治理文化化”,是对谁来文化治理及如何文化治理现代性的充分回应,后者的关注主旨是“治理文化”,是对治理什么及为何治理———即文化场域的哪些要素应当治理及可治理性的实践关照。

由此可见,“文化治理”是国家和社会构成的多元文化政策互动网络,由一系列文化要素作为治理技术与技艺,作用于文化政策、文化产业、文化服务等城市公共文化场域,以提高政府执政的政策效力与文化认同、增强公民的文化素质及文化权利、促进区域文化产业软实力为目的的新型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模式。

(二)文化治理模式的实践缕析

1、文化治理的特征

文化治理理论在国家、社会尤其是城市的文化场域中体现出一种立足于文化和作用于文化的文化治理模式,这种新型治理模式表现出革新性的治理特征。第一,柔性治理的技术。文化治理是“善治”理论基于文化情景的运用与表达,正如台湾学者王志弘所言,文化治理即“名为文化”的事物被纳入而发挥调节与争议政治经济之作用的场域。从某种程度讲,“文化性”即是治理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更是城市治理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境界。文化治理模式是以关注人的社会需求与文化权利为目标,培育公众对政治、法律、社会制度内化形成“良善”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为核心,以协商、合作与认同为手段的现代治理方式,反映出政府治理方式在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趋势,也是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涵。文化治理绝不是“强制管理”或是“文化管理”,而是透过文化建设作为“柔性”治理技术,通过文化传播和价值传导对城市公众产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并通过非暴力、非强制的手段有效的化解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第二,政社互动的途径。文化治理构建了基于文化层面的城市社会组织间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加强了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文化联系,社会文化认同的统合性和社会文化心理的相似性促使城市公众对特定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产生同样的态度判断和价值倾向。文化治理模式通过文化环境的孕育和发展,拉近政府和民众间的距离,为协商与合作的达成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文化治理’就是实现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公民通过享受公共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或认同政府的行政诉求;二是公民通过参与决策或组织公共文化事务,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理性精神。”①第三,多元治理的方式。文化治理模式也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典型实践形式,强调现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网络化。文化为全社会共创共享,当然也需要多元主体的治理参与,这一方面对于激发文化活力,促进文化经济,优化区域文化生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针对性的提供大众所需的公共文化产品,解决文化服务体系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弊端。作为实现文化治理的必然过程和关键环节,文化多元互动必然改进了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社会活力,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升了全社会的聚合力、创新力和系统效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和包容性发展。

2、文化治理的功能

首先,提升城市生活质量,增强民众幸福感。通过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拓展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优质的文化产品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民众文化消费满意度。公众通过文化话语权来表达文化诉求,提升文化治理政策的效度,促成城市文化发展的良性循环。其次,增进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创发展。文化治理兼顾公平和效率,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多样性,促进了多元文化生态的构建、文化学术研究、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传承;文化治理借助平台效应、政策支持和大型文化企业的跨界运营加速了要素集聚、产业整合和市场创新,激发文创企业的内生活力,更具包容性的文化创新、创意环境。再次,构建城市文化内涵,增强文化共识。文化治理整合城市文化资源,结合当代都市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完成系统化、整体化和结构化的城市文化内涵建构,形成浓郁的地域特色文化。文化对于社会规范的作用日益显著,作为凝聚共识、促进沟通、增强关系、化解矛盾的城市文化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同时,提升都市治理质量,强化政策效力。和以往的城市治理政策相比,文化治理将文化内容引入政府治理领域,丰富了治理的意义与内涵。文化治理直接或间接地改善了治理模式、改造治理结构、提高治理水平、完善治理内容,最终提升了治理质量,使城市治理的“文化性”得到更好的体现。立足城市文化背景所提出的政府政策不仅是社会意识的集中体现,更是对都市居民的合理诉求的积极回应,具有价值回应的治理政策往往更容易被城市公众认可和接受,从而增强政策效力。

二、大陆城市文化治理的主导策略

(一)城市文化治理的价值重构

城市文化的公共性与共享性价值,需要通过城市公众基于社会文化互动来实现文化更大范围的传播与创新,而政府文化治理的实质即是为公众参与文化活动创造可能条件。成都作为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化的共建共享,以政府财政专项公共文化经费投入于农村和基层,通过公共文化服务集中采购和供给保障来推进城乡文化交流的常态化,并制定出包括76 个三级指标的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充分实现了城市公共文化治理体系标准化和效果均等化。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在城市文化治理上更多体现了针对公众文化需求的资源优化配置,突出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要求和全覆盖性质,除了新建扩建一批文化设施外,梳理出丰富的文化资源制成菜单式目录来支持公众日常文化消费配送体系运作。在城市文化治理的价值导向上,当前政府文化治理更多体现出文化服务的本质属性,也在更大程度上偏重于对公众文化权益的有效实现。

(二)城市文化治理的职能调整

大陆城市文化治理受到文化治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全面影响,已经逐步摒弃文化威权统治与文化强制管理的职能类型,调整为文化规划、文化政策与文化服务相结合的新型文化治理职能定位。以上海、成都为例,宏观导向上制订了《成都市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成都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规划(20112015)》、《成都市城市文态建设规划》,微观运行上出台了《上海市博物馆总体规划(20042010)》、《上海市剧场总体规划(20042010)》、《上海市公共图书馆行业服务标准(试行)》等发展繁荣城市文化的系列政府规范性文件。与此同时,执行操作层面的诸如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文化治理政策措施也日益完善,上海政府就通过公益社会组织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这一城市文化政策性平台来实现对推动区域文化创新和扶持文化人才,并支持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运作。

(三)城市文化治理的机制优化

城市文化治理机制的改进优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在文化领域对公私合作技术的运用,由政府单方的文化供给行为转向政社互动的文化多元生产,“这种赋权、沟通、协商、合作的机制既可凝聚对于文化政策发展行动的共识,促进松散的地方资源及力量的整合,又可培育民众文化参与的能力,及介入文化发展议程的能力”①。成都、上海等地城市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日常运作机制逐步开始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引入社会化的机制,并充分发挥社区与非营利组织的积极作用,主要包括政府对于文化设施、场馆和活动场地的建设、维护,国有文化院团及民间文化团队文化资源内容整合生产,社会资本与组织运营文化服务平台,城市公众主动参与共享文化消费的多方协作模式。政府充分发挥和调动各类文化机构积极性和广大市民的参与作用,发挥市场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共同形成城市文化治理的合力,也提升了城市文化产业绩效。

三、大陆城市文化治理中存在的存在问题

(一)文化治理公众参与不足

在我国大陆城市文化治理的实践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困境是多元参与的治理结构尚未形成,社会组织与城市公众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存在不足。虽然政府已经开始改变“自上而下”的传统文化治理方式,也对“大包大揽”的文化治理领域简政放权,但城市文化管理部门对于公共文化资源的主导性控制仍然存在,并形成在城市文化供给上较多的路径依赖,“政府行政主管机构和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大包大揽挤占了社会多元建设主体参与文化建设的广大空间,造成人们主动参与文化建设的‘公益热情’不强,这直接引发基层社区文化建设的居民‘自组织’程度不强、居民自觉参与程度不强”②。另外,我国城市文化院团的社会化改制尚未全面完成,从事专业化文化服务的社会组织相对孱弱,这也从客观上造成参与城市文化建设的主体不能多元的重要原因。

(二)文化生态改善关注缺失

我国大陆城市文化治理的实践中较为突出的另一个困境是较为关注现实层面公众文化消费与文化经济权益的满足,也就是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给予了比较密集的强调,但对于文化与社会价值、伦理精神等深层次文化生态的持续改善关注相对缺失。在政府文化治理的具体过程中往往体现为希望通过短时间文化产业的快速拉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效益提升,也侧重于扩大文化产业的基础硬件投资,迅速增加诸如影视传媒、文创聚集区等有形治理成效。但同时,城市文化治理中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文化创意能力的培育构建等长期文化成效方面重视不够,致使城市文化生态系统中人与文化资源、文化创造、文化空间等要素之间适配性混乱,致使文化治理服务于城市公众生活价值目标存在回应性问题。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处于后工业时代或者是后现代时代的现实情境之中,去中心化与价值多元等时代特征深刻影响了治理模式的变革方向,而文化治理模式兼具为产业经济“升值”的经济性效应和为城市生活“加温”的社会性效应,能够更好嵌入城市社会发展的脉络之中。相较而言,台湾地区城市文化治理模式不仅关注升值型显性治理效果,而且更加注重城市文化治理与文化历史传承、经社发展趋向、城市文化底蕴的协同共进,形成对升温型隐含治理价值的更大偏重,通过更好的在地性、人本性等文化治理政策路向与实施机制服务城市公众的文化生活。

四、台湾城市文化治理的政策路向与实施机制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台湾城市化发展进程加速,都市圈建设顺利开展,通过整合区域资源初步奠定了台北基隆、桃园中坜、台中彰化、台南、高雄五大都市圈,新竹、嘉义两大次都市圈的格局。市民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都市区域既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和人口聚集地,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空间。与此同时“城市文化治理”及相关理论开始出现并持续演进,着力于探索城市与文化互动发展的理论内涵及通过文化功能优化城市治理的相关途径。

(一)台湾文化治理的变迁历程

台湾地区文化治理的变迁进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政府主导”阶段、“市民文化意识觉醒”阶段和“全面文化治理”阶段。

1“. 政府主导”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中至 70年代年末。台湾自1945 年进入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受到“国家”权威影响,其核心为政府。“光复”初期,国民党在台湾极力推行“去日本化”的国民教育,指导全台各地开展一系列中华文化教育活动。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政府则掌握文化控制权和舆论引导权,大批台湾社会精英被杀,文化运动一度陷入低潮。1949 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压制乡土文化,倡导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文革”期间台湾开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纷纷兴建或修复“孔庙”等中华传统建筑,加强历史遗存的保护,进行教育改革、学术整理和文艺研究,开展国民生活辅导运动意图树立“中华道统”。

2、“市民文化意识觉醒”阶段:20 世纪7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蒋经国致力于台湾的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台湾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都市面貌改观明显,都市产业结构升级、市民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日益庞大,文化需求逐渐旺盛。“乡土文化”逐渐抬头并取得生存空间,文化人士社会地位提高。民众为取得自身的权益而投身民主运动,市民文化逐渐发展,公民意识走向成熟。公民社会的自主性使都市文化格调从“传统”和“单一”走向“精致”、“高雅”和“多元”。政府积极回应民众对于更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需求,着力建设图书馆、电影院、美术馆等文化娱乐设施,倡导“正当休闲”和“文化建设”,营造新的都市文化氛围。3、“全面文化治理”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初至今。蒋经国在晚年推行自由化改革,都市文化也随之蓬勃发展。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兴建更多的文化硬件设施成为政客取悦选民的重要手段,以突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主要策略的文化治理模式日益形成。2002 年来,台湾首次提出大力发展文创产业,各个都市出台各项措施与配套政策,助力都市文创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各都市在文创产业发展繁荣的基础上走出台湾、面向国际,推进城市营销,促进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增进各都市的财政收入。新时期的文化治理情境下,各都市丰富的人文气息和各具特色的文化底蕴使社会更加和谐,民众生活更为幸福,社会信息沟通顺畅,都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二)台湾文化治理的推动因素

1.政治因素

对文化软实力的关注是推动台湾文化治理的国际政治因素。1990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①(Soft Power)的概念,“文化软实力”则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治理作为一种软性的善治方式更能满足民众利益需求,是提升治理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台湾区域政府开始谋求通过增强台湾“文化软实力”提升台湾的文化识别度。政党政治则是台湾文化治理的区域政治因素。台湾地区“执政政党”与反对阵营的“党争”激烈,协商民主与议程妥协都利于出台兼顾效率和效益的文化政策,实现文化资源的公平分配。议会制和地方行政首长直选的都市政治形态更是推动台湾文化治理的直接行政考量,台湾县市普遍可利用土地面积有限,以城市硬件设施建设为主的政绩指标较难在短期推动落实,各市市长为赢得连任以实现政党利益,城市文化氛围与软性环境构建被投入更多政治关注。

2.经济因素

国际贸易的增长和国际文创产业发展浪潮是推动台湾文化治理的国际经济因素。国际贸易促进了台湾经济腾飞,为台湾各都市的国际化城市营销奠定了基础,而经济结构优化提高了民众文化素养和生活水准,并使城市居民文化需求日益增强:一方面要求政府提供更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另一方面形成较大规模的文化消费市场。正是基于城市发展的国际化背景,台湾将文创产业视为“国家”战略,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文化治理的内在经济推力,加之社会各界群策群力,促进了文创产业和都市文化治理实践的优化。

3.社会因素

台湾地区多元的文化氛围是推动文化治理的社会因素。一方面台湾先后受荷兰、明郑、清朝、日本和民国统治,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遗存。迁入的汉族和原住民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及汉人族群内部的客家人、河洛人以及外省人之间的矛盾与融合,日本殖民文化的烙印和欧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台湾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创造条件。各具特色的文化随时代的推移不断碰撞、交流、融合、创新,形成了台湾多元共生的文化态势、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和健康活力的文化生态。另一方面,近10 年来台湾高度重视文化艺术专业人才和文创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工作与财力投入,加之不断创新的文化人才向上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激励机制均为台湾文化治理提供了社会现实保障。

(三)政策实践路向

1.价值导向

首先,台湾都市文化治理倡导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台湾将多元化的文化治理主体都纳入了治理体系,建立文化族群沟通协调机制,通过不同途径满足各文化族群的文化需求,加强对话来化解矛盾,并鼓励和促进各种文化的发展。其次,台湾都市文化治理倡导经济社会属性整合。都市文化公共服务和都市文创产业通过结构化有机整合,私人生产和混合生产两大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产出方式作用显著,在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组织体制

在台“中央”层面,形成以“文化部”为主导,多部门协同参与的文化治理组织体制,负责全台都市文化治理的政策制定实施和总体协调工作。2012 年台“立法院”通过《“文化部”组织法》,成立“文化部”(其前身为“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是全台文化事务的最高主管机关,内设综合规划司、文化资源司、文创发展司等部门,下属“文化资产局”、“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以及各大公立博物馆与艺术馆。“文化部”的建立为台湾文化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政府权力保障,对台湾文化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在台“地方”层面,各都市文化治理组织体制有以下共同点。第一,以地方“文化局”为都市文化治理的政府主体。第二,附属文化机构和团体采取委外管理和直接管理相结合的管理运营模式。第三,重视建设基层文化服务单位和文化园区建设。第四,重视且保障民间文化财团法人组织建设并鼓励民间艺术团体建设。各都市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社会发展状况和都市文化空间,建设各具特色的、动态的、活力的都市文化治理组织体制。

3.法律制度

“立法院”迄今为止共出台与“文化”相关的法律性质文件109 ,废除了26 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的共有三部,分别为《“文化部”组织法》、《文创产业发展法》和《文化资产保护法》。《“文化部”组织法》从立法层面对“文化部”的机构设置、责任事项、职务设置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该法的通过是台湾文化治理组织体制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台湾文化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标志。《文创产业发展法》更注重文创产业的社会效益,主要集中于“文创产业基本含义的限定及发展意义”、“协助和补助机制”、“租税优惠”三大方面,明确了以走向国际为目标,以倾斜的产业政策,整合社会资源的发展路径的文创产业发展方案,构建法理基础,勾画战略蓝图。《文化资产保存法》明确了有形文化资产和无形文化资产的含义、范围和重要意义,细化了对“古迹、历史建筑及聚落”、“遗址”、“文化景观”、“传统艺术、民俗及有关文物”、“古物”、“自然地景”、“文化资产保存技术及保存者”等方面的规定,对文化资产保护、继承和正当开发做出明确的限定。在台“地方”层面,各都市结合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都市文化建设情况制定相应的都市文化治理政策,部分政策文本也具有共同特点:第一,出台法规加强文化财团法人管理,保护文化财团法人权益,规范文化财团捐助行为,以保证文化捐款充分利用,防止贪腐。例如《高雄市文化艺术事务财团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准则》分“通则”、“民间捐助的财团法人”和“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三大章节。该准则规范了高雄市文化艺术事务财团法人的设立许可、组织、运作及监督等事项,明确了高雄市文化艺术事务财团法人的义务和权力。第二,出台法律条文保障街头艺人的合法权利,鼓励、引导、规范街头艺人的艺术表演工作,以鼓励更多艺术家走上街头,为人民群众献上更为精彩的艺术表演。例如《台北市街头艺人从事艺文活动许可办法》以促使艺术文化融入民众生活,丰富本市公共空间人文风貌为目的,对街头艺人的证明许可、主管机关、活动范围、公众安全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第三,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条例整合地方社会资源,加强城市公共艺术建设,以构建城市美学,提升城市形象。例如《屏东县公共艺术推动自治条例》鼓励地方士绅和民间力量出资建设公共艺术;改革屏东县公共艺术资金使用方式,将政府公共艺术经费纳入公共艺术基金,活化公共艺术资本使用;规范公共艺术建设程序,拆除违规公共艺术,对部分陈旧的城市公共艺术进行维护或重建。

(四)治理机制缕析

1.协同多元的治理主体

台湾都市文化治理主体主要为都市基层文化领域的政府机构和以民间财团法人、大型文化企业等为代表的民间力量,二者的冲突—协商—合作是台湾都市文化治理的重要推动力。台湾各地方基层文化政府机构由地方文化部统一管理,形成了“组织形式多样化”、“管理内容具体化”和“文化服务直接化”三大特点。“组织形式多样化”即突破传统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形式,多采取职能委员会、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文创产业园区服务中心、市立文化场馆等形式。取得一定授权的地方基层文化政府机构为民众提供线上、线下的文化服务,满足群众一般性文化需求,使“管理内容具体化”和“文化服务直接化”成为“组织形式多样化”的有益结果。在民间力量的治理主体中,不同性质、职能的民间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财团法人是公益性基金组织,以民间捐款为资本来源,由专业团队运作。众多民间财团法人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文化科研支持等方面提供资金,成为都市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型文化企业是区域文化市场的主导,和文创产业研究的实验室。文化企业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与政府和其他民间机构的联动与合作对于都市文化形象的塑造和营销、文化节庆的开展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民间文化机构与高校关系密切,是专业文化领域的研究中心,不同的民间文化机构在各自的文化领域从事科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保持文化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对于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2.顺应场景的治理范式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文化治理中派生出一种基于城市空间的“场景理论”,其认为“特定区域文化与价值观蕴藏在社区、建筑、人口、风俗和群体性活动中,并外化为生活娱乐设施的功能、种类、布局的总和(场景)”①,而正是对不同城市区域体现不同文化生态价值顺应的公共政策实施才具有“善治”的效用。台湾地区各都市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文化资源禀赋和人才水平方面均有差异,故需因地制宜,顺应各自的城市文化场景,方能体现良好的文化治理效果。“台北模式”、“高雄模式”和“台中模式”是三地结合都市区位发展出的特色文化治理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台湾唯一的国际大都市,台北市的“台北模式”是台湾北部都市文化治理方式的典型代表,特点如下。第一,将文化多元化和都市国际化作为都市文化治理的文化基础。台北市政府基于文化生态多元并存的文化背景,以跨文化的视角制定台北市的文化发展战略,开展各具特色的文化治理活动,以提升台北市的国际地位。第二,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禀赋和强大的都市经济基础发展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创产业。优良的都市产业结构,繁荣的文化市场,较强的文化消费,要素的高度聚集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台北市文创产业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第三,挖掘都市文化资源,提升都市创新力,营造都市文化活力。台北市的都市公共艺术建设和各区的特色文化发掘显示出强大的文化包容力。作为台湾重要的港口城市和第二大都市,高雄市的“高雄模式”是台湾工业城市文化治理方式的典型代表,特点如下。第一,以鲜明的海洋城市文化和海港记忆作为文化治理基础,高雄市民开放、积极、热情、敢于尝试与冒险的个性,为高雄市的文化治理提供了良好氛围。①第二,以塑造城市形象,提升美誉度为核心创办具有高雄特色的文化节庆活动,构建城市文化空间,增进人文气息。第三,以城市转型和都市再生为契机走出“文化沙漠”。高雄市通过完善都市硬件设施,开发城市文化资源,工业区文化开发等举措实现都市文化的再生和繁荣。作为台湾典型的新兴都市和中小城市,“台中市模式”是台湾传统城市的典型代表。第一,以台中市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和民间信仰文化作为文化治理基础。例如镇澜宫是台湾妈祖文化重要的区域性信仰中心。②第二,创新政府组织结构,以“文化艺术中心”作为文化治理核心机构。台中市政府通过“文化艺术中心”整合都市文化资源,台中市的文化竞争力和城市影响力。第三,以“文化、经济、国际城”为目标加强文化建设,使文化作为都市发展的新引擎。通过举办多元化、特色化的文化节庆活动,推进科学园区和文化园区的有益互动,实现台中市的文化发展“云端化”、“泥土化”、“产值化”和“国际化”③。

3.效度导向的治理规划

台湾地区都市文化治理规划以效度导向为原则,关注政策的执行效果与城市发展相互协同,归纳起来有四个特点,即“文化空间多元化”、“文化节庆国际化”、“文化服务数字化”、“社区营造人文化”。台湾都市为提高自身的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结合城市发展状况,规划多元合理的文化空间。包括优化文创产业园区选址,结合都市交通状况选择文化园、图书馆和美术馆等文化设施的区位,发掘都市特色文化资源构建设“特色文化街区”。《台北市文化局施政要领》计划整合台北市文化空间资源,构建“L 型文创产业发展轴带区”④。“轴带区”的文化空间设置,是文创产业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此举将加强区域内要素集聚和政策支持,促进台北市文创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台北市政府计划开发整合各行政区特色文化资源,计划于未来4 年内在各行政区建设至少一条特色文化创意街区,以全力开发城市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潜能。台湾各都市为塑造文化形象、促进城市营销、大力推动地区的文化节庆国际化。以台中市为例,台中市政府整合本地文化资源,出台相关政策,建设相关文化设施使原有的文化节庆活动不断升级,取得较大成果。以台中爵士音乐节、大墩美展、台中国际彩墨艺术节和台中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为代表的国际级文化节庆活动为台中市知名度的提升和都市建设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台湾地区“文化部”出台“文化云计划”⑤后,全台各地积极落实文化服务数字化。以台北市为例,2012 年台北市政府启动云计划,以打造文化艺术、文化观光、文创产业的云端运用平台为重要目标,透过信息整合、创新导向、技术支持,整合台北市文化创意与文化观光产业丰富的影音内容,将台北的文化生活送上云端,打造一个集内容、知识、传播、导览、交易五大功能的“台北文化云”。台北市文化云融入“爱台北市政云服务”中,台北市政府制作“爱台北”APP,可供WindowsAndroidIOS 等系统的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使用。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是台湾社区营造运动的重要方式。以台中市为例,政府积极举办社区文艺活动,通过“台中市逍遥音乐町”、“湖心亭假日舞台”等活动,将各类型表演团队带入小区,并且开拓各区公共表演空间及整合社区文化资源,鼓励市民利用假日参与文化艺术休闲活动。政府将文化治理融入社区营造之中,以凝聚社区意识和参与公共性事务为目标,挖掘社区文化资源,赋予本地产业的文化底蕴。

五、台湾城市文化治理的经验借鉴

在台湾地区都市产业结构、都市思想文化和都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巨大之下,台湾都会地区通过文化建设规划以汇集人智、凝聚人心、强化人力。通过文化治理来实现城市与市民的良性互动,培育文化人才并鼓励城市公众的文化参与,最终实现城市文化内涵的塑造和城市文化氛围的渲染,兼容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人与城市的协同互进的诸项政策实施经验值得借鉴。

(一)提升城市区间利用效率,拓展都市文化空间在城市建设用地日益减少的今天,有许多值得利用或再利用的城市区间,需要突破传统土地资源管理模式,积极利用废弃土地资源和废旧建筑,加强已开发地区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改造。而且,规划时应充分考虑文化园区和文创产业园区的都市区位,以加强要素聚集、整合资源、增强区域竞争力为原则合理布局。台湾省都市文创产业园区大都由废旧的厂房改造而成。以台北市为例,台北松山文创产业园区即为1937 年日治时期建立的“台湾总督府专卖局松山烟草工场”旧址改造而成,其所在地信义区成为台北市中心商务区,既避免了重复投资所造成的铺张浪费,又实现了历史文化资产的活化利用。

(二)定位区域城市特色文化,增强都市文化认同

各具特色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既是城市形象的基础,也是城市的灵魂。都市特色文化是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有力工具,接受都市特色文化是增强城市认同感的重要过程。以台中市为例,台中市举办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节庆如“台湾大甲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中台湾元宵灯会”等突出城市文化特色,增强都市文化认同。台湾地区各县市通过校内和校外两个途径开展乡土教育,传承和弘扬都市特色文化。一方面,台湾各县市均有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教材并逐步走向系统化。另一方面,都市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相关部门关注、参与、发展都市乡土教育。政府和财团法人通过举办乡土文化艺术活动对学生进行乡土教育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三)协同区域城市发展进程,增强都市社区建设

都市文化政策和文创产业的发展应与城市化进程同步。以台中市为例,21 世纪以来,台中经济迅速发展,一跃成为台湾第三大都市,形成了台中彰化大都会区,与此同时各区文化场馆园区的建设,诸多文化政策实施与城市发展同步。同时,社区作为都市居民共同的生活场所和活动场所,是推进都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最佳场所,以社区为单位的、以居民为主的文化活动也是社区意识形成的重要途径。以高雄市为例,高雄市社区营造运动由高雄市文化局和“中央”文化建设委员会联合指导,开展社区营造人才培训,社区文创产业展,社区传统艺术展和社区文化之旅等活动,挖掘社区文化内涵,提供社区文化服务。反观在大陆的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城市往往注重实体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造成诸多社会问题。

(四)建立区域城市文化补助机制,增强都市文化支持力度

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帮助部分中小学购买艺术教育器材,聘请文艺教育人才,培养艺术类学生,而文化教育补助应该适当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低收入群体倾斜。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城市新移民文化活动补助机制,设立专项基金帮助该群体开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建立艺术表演团体、建设文化展演平台,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最终使其融入都市文化并成为现代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台湾各地均有文化辅助的相关条例,如台北市《台北市艺文补助暨奖励自治条例》、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艺术类活动补助作业要点》等,促进都市文化发展。

(五)重视区域城市文化人才培养,激发都市文化活力

人力资源是文化产业中最为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行业中,人力资源甚至起决定性作用。专业文化人才既包括文化艺术人才,也包括文化产业人才。政府应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通过设立艺术专项奖、大型艺术比赛鼓励文艺人才的自我发展,整合社会资源,完善文化产业人才建设体制。政府应高度重视顶尖艺术大家,艺术大家是都市文化建设的中坚人才,对于都市文化传承、都市文创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为他们的文化教学、文化展演、文化交流提供帮助。台湾的“金马奖”、“金钟奖”和“金曲奖”在华人电影、电视和音乐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各地方建立的文化艺术专项奖如“高雄奖”、“大墩奖”等也大大刺激了艺术家的创作潜能,为他们提供了优质的展示平台。政府和文化财团法人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和国际文化交流。

五、结语

城市文化治理不仅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台湾通过柔性治理的技术、政社互动的途径和多元治理方式诠释了“善治”文化治理意涵。立足台湾都市文化治理的具体情境,一方面对台湾文化治理变迁历程时空架构的回顾重建研究;对价值导向、组织机构和法律体系建构的政策路向缕析;另一方面对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构建的实施机制进行分析;对台湾文化治理推动因素和台湾都市治理的体系框架进行剖析能够为目前大陆都市文化产业发展从文化空间、文化认同、城市化进程、社区文化、文化补助、文化人才等方面提供非常宝贵的经验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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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 都市文化治理; 文化政策; 文化空间; 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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